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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真相辨析:蒋介石早有消灭新四军之心

2011-07-13 14:05:28 作者: 人民网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皖南事变的发生,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背景,客观上讲,是国民党自抗战以来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必然结果,这个主要原因是毫无疑义的,绝不是因为曹甸战役,共产党“得陇望蜀”,错误在先引发的。

皖南事变的发生,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背景,客观上讲,是国民党自抗战以来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必然结果,这个主要原因是毫无疑义的,绝不是因为曹甸战役,共产党“得陇望蜀”,错误在先引发的。而是由于中共对形势判断上过于乐观,皖南新四军军事行动部署不周、指挥不力等原因造成的。

蒋介石早有消灭新四军的方略

国民党自始至终处心积虑要消灭心头之患新四军。早在1940年5月,国民党制定了三路进攻新四军的计划:以顾祝同、冷欣部进攻我皖南、苏南部队,以韩德勤部进攻我苏北部队和皖东第5支队,以李品仙部进攻我第4支队。6月,当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向溧(水)武(进)路以北开进时,冷欣以重兵尾追我北进,并派兵楔入我茅山根据地。我军被迫自卫,取得了西塔山战斗胜利,巩固了苏南抗日根据地。接着,国民党又企图逼令华中(包括江南)所有新四军、八路军一律限期撤到黄河以北,再凭借黄河天险,堵塞归路,借日军之手消灭我军。7月16日,国民党提出了一个“中央提示案”,其主要内容是:“(一)划定陕甘宁边区范围(此时准其包括18县),改称为陕北行政区,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领导;(二)划定第18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境。将冀察战区取消,其冀察两省及鲁省黄河以北,并入第二战区,仍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命令,指挥作战;(三)第18集团军及新四军于奉令1个月后全部开到前条规定地区之内;(四)第18集团军准编为3个军6个师,3个补充团,另再增2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2个师”。 “提示案”规定,我军在调赴上述指定地区后,不得在原驻地设立留守处、办事处、通讯处及其它一切类似机关,不得以变更名义,留置部队或武器弹药,不得借抗日民众力量为掩护,留置秘密武装在原地活动,非奉军事委员会命令,不得擅自越出境界线外;在其它各战区及任何地方,一律不得再有第18集团军及新四军名义之部队;我军除上述所允编制外,要将所有纵队、支队及其它一切游击队一律限期收束,编军之后不得再用其它名义或自由成立部队。在日本占领军大敌当前,国民党却要通过这个“提示案”,在作战地区、编制数量等方面进一步限制我军发展,将我抗日武装由当时的50万人左右削减为10万人。解析皖南事变,不能不提这个“提示案”。“提示案”的发出,比皖南事变早了近半年。正是根据这个“提示案”,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包括发动皖南事变。

曹甸战役只是个导火索

1940年下半年,蒋介石为了贯彻既定政策,巩固其在苏北的反共阵地,一再严令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和地方实力派李明扬、陈泰运等密切合作,不断向我抗日根据地进攻。此时,韩调集了26个团共3万余人向我姜堰、黄桥地区进攻。而此时苏北新四军只有7000余人,其中战斗部队仅5000余人,形势异常严峻。但为团结韩德勤,我军主动退让了黄桥以北的重镇姜堰。韩不思停止进攻,于9月30日集中主力1.5万余人向我黄桥阵地发起进攻。我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果断反击,一举消灭韩的主力1.1万余人。

黄桥决战,奠定了苏北根据地的巩固基础,使国民党在华中的反共计划与反共活动受到严重打击。黄桥决战同时证明,是国民党的韩德勤纠集“二李”、陈运泰部主动向我进攻,我打的是黄桥保卫战。我不打黄桥之战,难道坐以待毙不成!曹甸战役只是黄桥战斗的延伸,没有韩德勤部在黄桥的挑衅,也不会有新四军在曹甸的乘胜反击,何来《同》文中中共的“得陇望蜀”?

当然,曹甸战役打得不好,客观上给皖南新四军北移造成了困难。国民党把曹甸战役作为报复新四军的一个借口,其实有没有这个借口,国民党发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消灭新四军都是既定方针。绝不是《同》文所述:“国民党并非从一开始就想消灭新四军,而是双方不断摩擦对抗,最后走向一个悲剧的结局”。《同》文将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看作是对曹甸战役的报复性行动,而没有看到韩德勤对苏中新四军主动进攻在先,曹甸战役在后,《同》文是因果倒置。

为达到“全歼”新四军皖南部队的目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一系列的精心策划。早在1940年4月2日,顾祝同就电告蒋介石:已制订了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必要时拟断予以制裁”的三条措施,准备用1个师又2个团的兵力“捣毁扑灭其泾县附近根据地为主目的,并牵制其北渡,钳制其活动”。4月5日,蒋介石就复电顾祝同:“查所拟三项办法尚属可行,仰切实督令遵照”。可见其剿灭皖南新四军的阴谋布置之早,只是由于时机不成熟和兵力不够用,才未及早下手。

7月25日,顾祝同部署“制裁”新四军计划,并电告蒋介石。12月10日,蒋介石密电顾祝同:“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届时“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为加强“围剿”行动的组织指挥,蒋介石、顾祝同专门将反共积极、指挥能力较强的上官云相由江西临川选调到皖南,代替川军系统、能力较弱的唐式遵,担任皖南总指挥。同时抽调大批部队,增加“围剿”兵力。首先对新四军皖南部队构成东、西、南三面包围,尔后向北推进,将我军压缩至长江边上,利用日军封锁长江和李品仙部在长江以北守株待兔,将新四军一举消灭在长江以南。

以上事实充分证明,国民党是制造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他们制造皖南事变,是实施限共、灭共计划的一部分。而曹甸战役只是催化剂,给蒋介石已完成包围部署后,迅即消灭皖南新四军一个口实。

为项英说句公道话

《同》文说,“项英不愿新四军北移”。这种说法是参考早期史料,特别是在1941年1月15日中央作出《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后,几乎是一面倒地批评项英不愿意北移。其实,1月15日的中央决定,距1月14日皖南大规模战斗结束仅隔一天,许多情况还来不及搞清楚。而且这个《决定》最后一条说:“将项英错误提交党的七大讨论议处”,就是说还需要经过讨论才能最后定论,但“七大”和以后的各次代表大会都未涉及到这个问题。总的看,项英在皖南事变中负有领导责任,但不能把新四军北移、造成损失的责任全部推给他。

关于新四军为何迟迟不能北移,这也是由各方面原因造成的。

一是新四军面临的处境使其无法自主行动。新四军,是根据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 “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组建的。这就是说,新四军当时虽在政治上属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但由于“统辖”权在蒋介石手里,军事调动、体制编制等等都受到蒋的军委会限制,部队周边都是国民党的军队,稍有不慎即可能遭受来自周边的打击,并不是想北移就可以移的。

二是中共中央也一直强调要坚持皖南的革命战略支点。1937年12月30日,毛泽东等致电陈绍禹(王明)、周恩来、项英等,要他们“考虑后向蒋提议”:新四军组建后,部署要“以皖南为重心”,“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新四军组建后的部署,是由蒋介石按照这个提议确定的。1940年4月21日,陈毅、粟裕等建议军部移苏南,项英也同意,中央于5月4日复电同意军部移苏南,同时要求“皖南力量不要太弱,并须设置轻便指挥机关,以便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这些都说明,党中央、毛泽东一直是重视坚持皖南这个战略支点的,不能片面批评项英“长期株守”皖南。

三是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是当时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很多资料和文章,甚至有些文件都批评是项英违背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一味地“拖”,才导致错过了最有利的北移时机。这是有失偏颇的。当时,党中央、毛泽东所讲的北移是有先决条件的。11月9日,朱、彭、叶、项复何、白“佳电”中,答应“通令北移”,同时提出“宽以限期”。这就是说,时间并未说死。11月10日,即复电同意北移的第二天,毛泽东电告叶、项:要叶挺去第三战区与顾祝同谈判,提出停止汤恩伯、李品仙20万反共大军东进为谈判“第一位问题”。11月15日,毛泽东指示,要以皖南部队北移,换取停止汤、李大军东进为“交换条件”。11月21日和12月1日、14日,中央连电叶、项,要他们向第三战区要开拔费、补充饷弹、解决补充条件,以“延缓开动时间”。这都看出,皖南部队北移走不走、何时走,都是要由中央决定的,不是新四军说了算。当时中共中央对北移时限的要求,也一再变化。如果这个决心早点下,对皖南部队北移就能赢得有利时机。

四是中共中央对形势发展过于乐观。毛泽东一再讲:“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叶、项:“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并指示说,11月29日刘少奇陈毅黄桥、曹甸之战不会导致蒋介石大规模的报复,“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毛泽东认为蒋介石“既不能投降日本又不能剿共,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蒋介石目前“只有吓人一法”,除此之外“他是一筹莫展的”。

五是新四军被迫作出冒险南下的决定。1940年10月,韩德勤在黄桥失利,蒋介石肯定会报复,但中央没有对此作出部署。11月,刘少奇陈毅要打曹甸,叶、项顾虑曹甸战役对皖南部队北移会有不利影响,于11月29日向中央请示:“苏北动作如何?如与大局无碍,可否延至我安全北移后?”第二天,毛泽东等复电叶、项:“苏北动作不碍大局,……顾、韩要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但事实却完全相反,蒋介石于12月10日向顾祝同下令,不准新四军皖南部队经苏南北渡,以免直接参加对韩部的攻击;如新四军皖南部队至限期仍未北渡,即予“解决”。顾祝同接电后,立即加快围攻新四军皖南部队的部署。同时,国民党方面在报刊广播里大肆宣传新四军皖南部队要北移,等于通知日伪加强长江的封锁。这样,皖南部队从铜陵、繁昌直接北渡和东进苏南再北渡的路线均已卡死,加剧了北移的困难,叶、项被迫南走“绕道”的路线。而不是《同》文所述“误打误撞地钻进了国军的口袋里”。

这一仗打得有问题

从皖南事变中的失利情况来看,项英“指挥大兵团作战之经验与能力是差些”。中央授权项英全权指挥新四军,但由于叶挺当时的军长身份,也不可能全由项英指挥。项英在指挥中犹豫不决,使皖南部队多次失去突围的有利时机。擅长游击战的项英,不主张硬打硬拼,而力图避开强师,这在主观指导上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如不强力撕开缺口,部队在狭小战场空间内难以机动,将造成更大的被动。事实是部队被调来调去,到处碰壁,踌躇不前,最终造成兵困茂林,四面受敌的严重局面。到后来,不得不让叶挺全权指挥部队时,部队已经精疲力尽,被困数日,濒临绝境,而敌人扎紧袋口,以逸待劳。叶挺企图用正规战中突击方法撕破包围圈,结果新四军在兵力、武器装备的绝对劣势下伤亡惨重。特别是在突击失败后,叶挺再次固守石井坑待援,延误了突围时间。这时敌人已采取了分进合击、前堵后截、重重包围的战法,无论是想把整个部队一起突出重围带走,或长期固守(无援)都是不可行的。如果采取游击战争中分进突击、多头突围,并辅以渗透、潜出,用游击方式小批多路转移,可能会突出更多的力量,减少损失。但是叶挺对中央在紧急情势下要求部队“游击”、“保存骨干”的指示理解不够,还是继续收缩防线,加强工事,固守一拼。直至12日中央回电,叶挺才下决心把还保持原有建制的部队加以分散,各自为战,以游击战的方式转移到江北去。这时已经兵困茂林4天了,国民党军在茂林周边已形成了严密的围攻部署,加大了纵深配置,大大增加了新四军突围的难度。同时,我军基本上已弹尽粮绝,身疲力尽,不利于突围后长时间强行军,加大了部队损失。

作战失利的另一个原因是地势天候条件不利。笔者曾到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察看过地形,并实地研究了新四军集结和转移路线。军部所在地是一片盆地,军部和各直属单位分驻在小平原的各村镇,青弋江(旧称舒溪)从中流过。小平原周边都是山高林密的山岭,相对高差都很大,青弋江平时平缓,一遇大雨则暴涨,难于徒涉。总之这个地形是不可以打大仗的,敌军只要占据周边各山口,就会形成瓮中捉鳖的态势。而新四军撤离时,与当年中央红军撤离瑞金根据地时相似,制币机、印刷所、修械所、被服厂随队行动成为累赘。新四军转移途经的茂林地区,位于青弋江上游两河之间,东、西、北三面环水,河深不能徒涉,南面靠山,方圆不过40公里,有敌3个师凭险筑垒固守,极难越过。作战区域高山重叠,交通不便,隘路多,坑谷多,山势陡,丛林密。山间道路狭窄,一般只能一路纵队通行,各纵队由于山岭阻隔,队形割裂,尽管相距都不远,却无法相互支援。战斗打响后,即陷入各自为战、被动挨打的局面。1月8日晚,当时军部命令新3团由后卫变前卫,机关人员停下来靠在山坡上,让出一点空间,使新3团的队伍从身边过去,先到达高坦。新四军分3路纵队进入3个山冲,中间间隔相当大,因有高山阻隔,电台指挥受到影响,相互联络经常中断,军部很难顺畅地实施指挥。而且,那几天冬雨连绵,道路泥泞,战场行动大受限制,部队异常疲劳。新四军军部云岭距茂林地区仅40余华里,正常天气部队急行军一夜就可通过,但由于天候原因,从1月4日至6日,部队仍滞留在茂林。负责“剿办”的国民党第32集团军司令上官云相在皖南事变后的一次宴会上说:“这次‘剿灭’新四军,作战非常顺利,似有天助,正在作战的当时,连下几天雨,是难得的,使新四军困在山谷,前是隘路,后是激流(指舒溪,即青弋江涨水),进退不得,……在日寇‘扫荡’的间隙时间,仅半个月完成一个会战任务,也是一个理想的作战指挥……”

战役中对谈判期望太高。战场上的谈判和抗议,是在保有一定实力的前提下才可能有效果,而在战局处于颓势,并无力给敌以重大杀伤时,敌不会真心谈判,谈判也不会有效果。在北移之初,“以为可以用和平交涉的方法通过”。当从石井坑突围到大康王后,时任中共东南局副书记的饶漱石对叶挺说:“你是否可以到三战区与顾祝同谈判,让在山上的我军指战员能下山回苏北新四军驻地。”叶挺说:“我们现在是败兵之将,身无一卒,根本没有条件。我是坚决不能去的。大革命失败后,我离开党已十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我是深刻记取的。”事实证明,叶挺一下山就被国民党扣留,部队也被打散了。

皖南事变的深远影响

皖南事变后,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随即整编为7个师和1个旅,新四军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更加发展壮大。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和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在3月1日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实际上被打退了。此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动,对中国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事变前,我军虽然也是由党独立自主地指挥,但它仍隶属于国民政府,在全局上受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节制,遵守国民党的政令军令,发展地域、方向和规模都受到严重限制,我党我军少数领导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即国民政府)”的影响。事变后,我军尽管损失了部分新四军力量,但从此摆脱了国民党当局的羁绊,我军不再属于国民党哪个战区的序列,政治地位进一步提高,逐渐向独立自主地肩负抗战使命转变。新四军的指导思想和组织领导,也由事变前与中央尚未形成完全的一致,向事变后思想上高度一致和组织上集中统一转变。我军建设与发展方向,实现了由事变前的游击兵团向事变后主力兵团的转变。政治组织建设更加健全,军事建设更加正规,后勤、经济建设进一步加强。从此,我军建设和抗日根据地发展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责任编辑:唐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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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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