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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民主从反思中华民国开始

2011-10-10 09:23:42 作者: 宋鲁郑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我们反思中华民国,清算中华民国,是希望这种荒唐祸国的悲剧不再重演,这种教训,一次足已。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已经不可能承担失败的成本,要么胜出,要么淘汰出局。这就是今日清算中华民国的意义。

1978年,中国开创前无古人的改革开放发展模式,并在三十年间取得巨大成功。由于中国的模式如此之独特,西方也不由叹之为“打破了一切经济学教科书的原 理”。在无可辩驳的成功面前,国际上以相对模糊的“北京共识”来命名之。而在国内,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称,也有借用在西方成功的“民主”一词, 以“中国特色的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来称之。不管这种借用是否妥当,但至少反映了中国希望自我模式成功的期盼。然而,谈到民主,却不能回避中国第一次的民 主试验“中华民国”。直到目前,由于种种原因,中华民国远远占据着与其实际历史贡献不想称的过于美化的历史地位,没有得到必要的反思和清算。

中华民族从本质上讲是务实和讲求实际的,因此对待历史也一向如此。比如衡量一个政权是否合法并不是看其来源,而是看其治理的有效性。如世代敬仰的唐太宗李 世民和世代唾弃的王莽。同理,衡量一个朝(时)代,也是同样的标准:不在意它是以什么形式出现,是否是汉族建立,而是看其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贡献,以及是否 推动和影响了历史发展。秦朝虽然短命和残暴,但却第一次建立了统一的中国,统一的语言,统一的度量衡。而且其建立的制度更是为后世效仿,影响长达两千多 年。因此,秦始皇也被称为千古一帝,秦朝也由此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极高的地位。

然而,历史到了中华民国,却出现了一个例外:这是一个既没有带给中国独立、 也没有带来统一,更没有带来富强与尊严的时代,相反在其短短的三十七年间,经济陷入破产,军阀混战,大规模的内战,外敌入侵,国土分裂,从上到下的完全腐 败,等到它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已几乎到了“蛮荒亡国”的地步(人均寿命不足35岁,文盲高达80%。

中国几千年唯一一次落后于印度就在此时,甚至文 革都未能做到一点)。清末中国面临的三大挑战:极端的贫困和积弱不振、列强环伺的生存危机、国家的分裂和军队的军阀化,中华民国不但一个挑战都没有解决, 反而更加恶化。如果说清朝是倒塌的大厦,中华民国则不但连清理地基的工作都未能做到,而且把地基都丢掉了。而重新将整个中国有效整合是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时期才完成。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一个按照中国传统几乎要被全盘否定的时期却享有着无数光环:终结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第一个亚洲共和国。中国的历史传统在“中华民国”被颠覆:衡量它的不再是贡献而是它的形式。而且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中华民国就是因为罩着一层共和的外衣,而没有得到应该 和必要的清算,直到现在仍有人在为它招魂,呼吁要补中华民国的课。而且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当今中国社会居然也出现了为文革招魂的群体。显然,重回中 国历史传统,彻底反思和清算中华民国已是刻不容缓,特别是在中华民国建立即将迎来一百周年一际。

一、中华民国何以和平建立?

中华民国的一大亮点就是清朝在武力的压力下和平退位,从暴力对抗一步就到了文明对话,开了中国历史先河。这和中国“成则为王,败则寇”、毫不妥协以暴易暴 的悠久传统相对比是一个十分令人惊讶甚至不可思议的历史一幕。然而,如果我们还原历史,就会发现,历史的真实并非如此,仍然没有摆脱中国的传统。

上文提到,清末最大的挑战之一是国家的极度穷困。政府完全靠借外债度日。引发武昌起义的保路运动就是由于清政府的铁路国有化政策,而清政府的目的是以国有 化的铁路为抵押向西方列强借款。而武昌首义成功之后,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任何一方要统一中国都必须借用武力。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双方居然都没有 钱打仗。复出的袁世凯连哄带骗才从隆裕太后的内宫拿到3百万两白银,而南方政府更是一筹莫展。

以至返国的孙中山这样对支持他的民众讲:“革命不在金钱,而 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而真实情况则是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关税)的西方各国对武昌起义保持了金融中立(原因下文详述)。不仅 拒绝了孙中山的贷款要求,也拒绝了清政府的借款要求。这样,造成南北双方无力进行一场战争的局面。于是才上演了和谈、清帝和平退位的历史一幕。然而,当袁 世凯占稳脚跟,得到了西方的承认和善后大借款后,立即对南方挥起了屠刀。把推迟了不到两年的武力决战再次上演。正如西方所说:“历史是起作用的”,历史传 统再次战胜新的规则。

二、民国初年民主实验的真相

南北议和,清帝退位后,直至二次革命兴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西方宪政模式的政府并进行了运作。特别令某些民主人士兴奋不已的是1912年底,举行了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覆盖全国的国民议会选举(1948年的选举,中共控制区没有进行,许多民主党派抵制)。而真实的历史又是如何呢?

南北议和后,中国实现了形式的统一。但实质上的分裂仍然没有任何改变。袁世凯虽然就任总统,但却坚拒到南方(南京)就职,坚决不离开自己的地盘。面对来自 南方的迎接使团,不惜策划军事骚乱。这表明了袁世凯虽然掌握当时中国最为精锐的北洋军队,但其实力仍然无法胜过南方,事实上形成了各派政治力量博弈势均力 敌的局面,形成了暂时和脆弱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完全照搬西方的宪政共和只能继续演下去。然而,在一个完全没有西方政治传统和土壤的中国试行西方的政治 制度其结果也可想而知。

第一届得到南北双方共同支持的唐绍仪内阁虽然囊括了当时中国的精英,但仅仅维持了两个月就宣告解体。一个月后的陆徵祥内阁,居然在 发表就职演说之后就被否决。又过了两个月才成立了赵秉均内阁,而赵秉均就是刺杀宋教仁的元凶。赵秉均内阁仅仅维持了不到半年就由于宋教仁案而停摆。后来的 熊希龄内阁也仅仅维持了半年就垮台,而且和他一起垮台的还有被袁世凯解散的、选举产生不到一年的国会。而且直至袁世凯称帝,都没有制订一部宪法(1947 年才制订出来的宪法也被束之高阁)。事实上,1912年共和体制仅仅运行了几个月,民国元老章太炎就已经公开提出“共和亡国论”了。

我们再看被某些民主人士极为推崇的在中国首次举行的国会选举。

根据当时的《国会组织法》,国会实行两院制。参议院每省10名,蒙古27名,青海3名,西藏10名,华侨6名。众议院按人口比例分配,每80万人选议员一 名。但由于中国人口普查没有完成,只能按前清各省谘议局名额的三分之一折算。而选举的特点有二:一是间接选举。即先由选民分区选出初选当选人,再由初选当 选人互选,在这些初选当选人中选出议员。二是没有实行普选制。包括:女性没有投票权(占人口一半),文盲没有投票权(占人口近80%),年纳直接税2元以 下、不动产低于500元的没有投票权。而当时中国尚没有直接税“所得税与营业税”,所谓的直接税在当时中国就是土地税,从而造成大量商人失去投票权。

再加上中国普遍贫困的现实,究竟有多少人可以拥有500元以上的不动产?因此,这个令后来民主人士十分心仪的国会选举究竟有多少人参加,究竟有多少代表性就可 想而知了。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既然中华民国国父们认为共和适合中国,为何又制订一套剥夺大多数国民选举权利的选举办法?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实际上制订 选举规则的群体就是中国传统的士,而真正享有选举权的主体也是他们,也许对于他们来讲,共和是假,谋取权利才是真。而就是这样一个不具代表性的选举,尽管 是中国第一次选举,却在舞弊方面无师自通。如果说这一次选举有什么现代性的话,就是选举舞弊,其水平绝不输当今台湾,不输当今各后起的民主国家。在这次选 举中,除了普遍存在的大规模贿选,就是选务人员公然操纵选举,雇人投票。

湖北居然是军警到场威胁投票。当然挪用公款去买票也毫不稀奇。但令人稀奇的是曾任 国会议长的汤化龙以300元收买初选人,后来居然只给了20元,并因此打起了官司(这就是当时的现实,一个连盗也有盗的规则都不遵守的状况,怎么会指望去 遵守约法、民主规则?)当然在选举中出现的暴力事件也不鲜见。有的选区十个投票所,8个被捣毁。而原因则在于政党对立,地方观念的不同,造成相互仇恨和对 立。当然,在这次选举中最大的问题是各地国政长官直接担任选举监督,造成行政权在谁手里,谁就能获得胜利。最拥护共和制的国民党,在其根据地广东,居然 “毫不共和”地垄断了全部30席的众议院席位。

最后,我们再看看此时的新闻自由。民国成立后,报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多达500多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些报纸立即成为各政党互相攻击和漫骂的阵 地。用时人的评论就是:(昔)一致主张共和,(今)肆口漫骂。民国重要人物戴季陶,担任《民权报》主笔期间,在唐绍仪内阁的熊希龄与西方银行团签署垫款章 程后,写下了这样的评论,题目只有一个字:《杀》。

熊希龄卖国,杀!

唐绍仪愚民,杀!

袁世凯专横,杀!

章炳麟阿权,杀!”。

言 论自由中的暴力倾向,令人触目惊心。精英尚且如此,更何况国人。以致于袁世凯在接见革命党人时,感慨如下:“目下报纸决无正当舆论,每选一事,无论是非曲 直,必要受各报一番无谓之攻击,就是孔子、尧舜生于今日,亦难免不被人笑骂”。这不由得使人想起法国大革命后所做的历史总结:当自由交给没有准备好的民族 时,带来的只有灾难。

三、为何袁世凯的帝制、梁启超的开明专制、孙中山的共和都归于失败?

在民国初年,对政局有决定性影响的有三个政治人物及其代表的势力。一是旧体制内的新人物后来走向帝制的袁世凯,二是代表体制外民间主张君主立宪的梁启超。 三是反体制、主张革命的孙中山。然而,一番博弈下来,袁世凯固然称帝失败,横死而身败名裂。而梁启超心仪的开明专制,君主立宪也同样没有实现。至于一向主 张革命的孙中山,虽然在民初的教训下,开始主张军政(实是专制)、训政和宪政,但仍然一败涂地,抱憾离世。这,不仅有时代(包括传统)的背景,更有这三个 人物的先天不足。

袁世凯在清政府的旧体制内是最为现代和开明,其行政能力也首屈一指,对中国的国情也有着相当的认知。然而,却无法改变其骨子里的帝制和独裁意识。他再度出 山时,要求立宪和责任内阁,目的在于架空清王室,由他本人担任内阁总理掌握实权。而进入共和时代,则改而求“总统”。然而,在一个充满两千年帝制传统和民 国运行极度不良、共和不适合中国已成主流共识的情况下,何以他居然帝制失败?原因不在于帝制,而在于他自己称帝,打破了中国人的道德底线。

责任编辑:王玉
来源: 四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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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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