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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前首相:对于权势集团来说 我不算什么大人物

2012-08-03 13:58:38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说:对于权势集团来说,我不算什么大人物。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是工党人,并且永远是工党人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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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旅程:布莱尔回忆录》作者:托尼·布莱尔,董宇虹 江洁 李永学 译,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我觉得我的工作是保护君主体制,在愤怒转化为狂暴之前进行开导,使整件事基本上能够得到一个积极、团结的结局,而不是沦为紧张、分裂和苦难之源。1997年8月30日,11点30分左右,我去睡觉。半夜两点,最奇异的事情发生了。

切丽一旦睡着是很难醒过来的,而我却惊醒了,发现床边站着一个警察。你可以想象,那是多大的惊吓。当我竭力恢复清醒时,他告诉我,他按过门铃,可我没有听见;他说,黛安娜王妃遭遇车祸,受了重伤;他还说,我应该立刻给身在巴黎的英国大使迈克尔·杰伊打电话。

我彻底清醒了。切丽也醒了过来。我跟她解释了情况,然后冲下楼梯。唐宁街把迈克尔的电话转了过来。情况从一开始就已经很明显,黛安娜生还的机会非常渺茫。迈克尔说了说她的伤势,还告诉我说,她的男朋友多迪·法耶兹和司机当场死亡,保镖还活着,但是昏迷不醒。

我给阿拉斯泰尔打了电话。在那么多信息来源之中,他是通过媒体监控听说此事的。我们都深受震撼。我无法相信。她对人们的生活有着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在我们的国家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而她本身又是一个如此清晰、确实、无可替代的生命,我无法想象她去世会是什么样子。

然而,到了凌晨四点,我又接到一个电话,说她真的走了。迈克尔对法国人的处理手段大加赞赏:内政部长让-皮埃尔·舍韦内芒、卫生部长贝尔纳·库什内和总统希拉克都十分体贴、合作和恭敬。从那时候开始,电话接连不断,其间我们一直在竭力思考应该如何应对此事。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无情。我悲痛万分。我喜欢她,我为她的两个儿子深感痛心,可是我也明白,这事非同小可,它关乎全国,事实上还会影响全球。不论对国内还是国外,英国的表现都非常重要。我是首相,我必须决定如何处理此事。我必须把悲痛和失落的感情浪潮以一种庄严的、能够传达人们对她的感情和爱戴——用这个词一点也不过分——的方式表述清楚。

如果是女王去世,那么,从某个方面来看,还比较简单:人们会表达深切的尊敬和由衷的赞美,但是那些情感虽然深厚,却也很传统。而黛安娜的死却完全不同。她不是传统人物,她的死亡也不是正常死亡,所以,人们的反应也将非同寻常。

除了悲痛之外,我还有另一种感觉,源自我跟黛安娜的最后一次见面。

那是一次并不轻松的见面。她本来想在6月份到契克斯别墅来找我,我也同意了。可是阿拉斯泰尔——虽然很崇拜她——和唐宁街10号认为,我未跟查尔斯王子见面,就先见她,不妥,可能会引起误解。我无奈地同意了。于是我们把时间改到了7月。向来机敏的她猜出这次改期是权衡之后的结果,感到很恼怒。

到了约定的那天,她带着威廉王子来了。天气非常宜人,契克斯别墅风景秀美。工作人员听说她要来,都很激动。她对所有人都是那么亲切友好。我们讨论她能用更为正式的手段为国家作些什么贡献。虽然她热切希望能做些事,但个中微妙因素也是不言而喻。

毋庸置疑,她是一个极其重要、宝贵的人;而且我觉得,给她一个机会,把只盯住她的私生活不放的媒体关注焦点转移到其他地方是对的;可我同样觉得——我不知道,也许如今的我不会拘泥于这种小节吧——多迪·法耶兹是个问题,不过,我的理由跟那些会导致某些人对她皱起眉头的理由明显不同。我毫不介意多迪的国籍、宗教或者背景。我从来没见过他,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为他感到紧张是不公平的,而且就我所知,他是个好儿子,也是个好男人。所以,如果你问我,好了,说吧,到底是哪里不对了?我说不明白,但我觉得不安,我还知道她的某些挚友——真心爱护她的人——也有同样感觉。

那一天,天气晴朗,在契克斯别墅我们把孩子、警察、安保人员以及工作人员召集到一起,跑到屋后的草坪去踢足球。那是一片漂亮的草坪,在20世纪30年代时本来是个可爱的草地网球场,我们经常在那里玩得很开心。除了黛安娜和我,所有人,包括威廉都上场玩去了。可怜的孩子,我猜他心里肯定是在疑惑母亲把自己带来是为了什么,他也不是太想踢足球。不过,善解人意的他还是上场玩了。

黛安娜和我在旁边散步。她温和但明确地责怪我取消了6月的约会。我则琢磨着,今天要怎样应对她,可我紧接着就十分直白地提出了她和多迪之间的事。她不喜欢这个话题,我能感觉到她在压抑自己的个性。然而,她并没有拒绝谈论此事,于是,我们聊了一下,还讨论到她也许可以怎么做。

虽然那次谈话有时令人不自在,但最后的结局还是温馨而友好的。我竭尽全力表明,我会是她的真诚好友,而她应该以同样的精神回报我的坦诚。我还上场踢了球,她在旁边看着,跟工作人员一起哈哈大笑,让人拍照,做她所擅长的事情。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她会希望我如何谈论她

当思忖她去世的事、决定自己应该如何发言时,我心里不但有悲伤,还有责任感。我觉得,自己应该竭力捕获她的真我,这是我欠她的情。我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在操纵他人,我们可以迅速察觉别人的情绪,并且本能地加以利用。可是我知道,她向残疾人和病人们伸出援手的方式,透着真挚,没有人能够模仿,也没有其他与她地位相当的人做过这样的事。她当然了解那样做的效果,然而,如果没有真诚的感情,效果是不可能如此显著的。

我坐在特里姆登的书房里,看着曙光透过窗户射进屋里,心中沉思:她会希望我如何谈论她呢?

当然,我们还要理清大量的实际事务和后勤工作:打电话,接电话,把遗体接回来,安排葬礼,处理政府事务(例如,苏格兰的公民投票要继续还是暂停)——所有的一切,从重要的到极度琐碎的,都需要关注,因为在这样的时刻,小事也可能突然毫无预警地变成大事。

然而,整个期间,我的心思主要还是放在自己应该如何发言上。罗宾·库克刚刚在菲律宾走下飞机,就说了些让阿拉斯泰尔大为光火的话。我劝他不要担心:只有我说的话才重要。我们达成了一致,决定在特里姆登村的教堂举行上午10点30分的礼拜仪式之前发言。

王室当然已经发布了声明,可是,女王并不打算发表讲话。就在我出门前往教堂之前,我第一次跟女王通了电话,向她表达了自己的哀悼。她很沉着,虽然为两个王子担忧,但是很专业、很务实。她明白这次事件的严重性,不过用的是她自己的方式理解的。她不愿意听从事态的摆布。在这方面,她很有女王风范。

那时的我已经想好自己要说些什么了。我在一只信封的背面草草写下这些话,跟阿拉斯泰尔商量。之前我已经跟核心团队的其他成员讨论过了,但面对眼下这种情况,我需要他的建议和想法。他对于此类情况的判断条理清楚、直截了当,值得效仿。在这种形势下,最要不得的就是推托、犹疑和逢迎。

责任编辑:王翔
来源: 凤凰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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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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