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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何人最先提出“右派”概念?非毛泽东

2012-09-20 10:57:10 作者: 章力凡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先是由著名的国民党元老何香凝老人出面,于6月2日发表书面谈话说,“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显然是右派了。”这是“右派”作为一种政治新概念,首次在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

本文摘自:《百年潮》2000年08期,作者:章立凡,原题为:《章乃器与中共领袖们(四)》

1957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

2月27日下午3时,章乃器到中南海怀仁堂出席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到京准备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协委员们,也全体列席。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会议开至晚7时方散。毛主席在讲话中谈笑风生,纵论古今,特别是他谈到阶级的消灭和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其理想和人格的魅力给1800多位与会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当人们在夜幕中离开灯火辉煌的怀仁堂时,一股温馨的暖流开始从这个中国的政治中心流向全国。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欢迎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提出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执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毛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在此次会议上,他表示自己不准备连任国家主席,并允许透露消息。

为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中共有关部门5月间在北京分别召开了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前者开了13次,后者开了25次。在这些会上,不少人对党的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当时称为“三害”)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

章乃器一直是主张独立思考的,在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被披露之后,他就开始思考体制内部一些封建性的弊端。整风开始前,他在4月15日的一次发言中,提出要防止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他认为:“思想改造工作要做得自然一点,不能粗暴,不要神秘,不要仅仅喊没有内容的、抽象的口号,不要神化任何个人。大家都是人,没有哪个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内。毛主席就一贯反对把他神化起来……不仅个人不能神化,任何阶级和集体也不能神化,因为阶级和集体都是人组成的。”他还说:“革命领袖有时为革命辩护讲的话,就不能机械地用来指导今天的革命工作”,并举出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革命不是绘画绣花”,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两句话为例,指出这些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适用的;但“现在生产建设有些工作细致些,尤甚于绣花”;在革命胜利后对反革命分子的改造中,“也不是采取残酷手段,而是采用革命人道主义的”。

当时,章乃器的主要精力放在粮食部的工作上,计算粮、油的全国社会平衡,准备在即将召开的一届人大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他还在部内召集了几次会议,讨论适当放宽北京市周围的粮食统销指标和改进粮油特殊供应的办法,以阻塞漏洞,防止发生“大民主”一类的不安定情况。由于工作繁忙,他在整风期间只参加了三次鸣放座谈会。

在鸣放中,非党人士普遍反映“有职无权”。在5月8日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章乃器提出: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做党性。有人批评了党,明明意见是对的,党员也不承认。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讲到这里,他声明说: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管政治思想领导,我管行政领导,党组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现在,可以说,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

章乃器还对《人民日报》4月22日的一篇社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社论中说工商界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的提法不妥,“照道教的说法,脱胎是脱凡胎,换骨是换仙骨。现在工商界已经过了五关(战争关、土地改革关、抗美援朝关、五反关、社会主义关),就是说,脱胎换骨的改造,也已经改造过了,如果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如何能不消极自卑?”

次日一早,章乃器打开《人民日报》,发现自己昨天的发言赫然刊载其上。这天他再度参加座谈会时,向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说,我认为会议是内部会议,内容是不发表的,发表了我觉得有点意外,我怕会影响大家发言的积极性。李维汉解释说,以后发表与否,听各人自便;但发表了,对推动全国的运动有好处。

12日他出席了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但只作了简短发言,鼓励大家畅所欲言。13日他因为有事,没有参加民主人士座谈会。只送去一篇题为《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的书面发言,并附一函给李维汉说:稿子是“信笔直书”的,草率的,也是坦率的;要不要发表,请领导同志掌握,我并无顾虑。这篇书面发言也于次日见报。

此前已有不少人士指出,党与非党之间存在着“墙”与“沟”,于是有党的领导人提出要“拆墙填沟”,开诚相见。章乃器在这篇书面发言中提出,斯大林所说的“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是不科学的,容易引起误解,可能有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这样,这一句话自然也就成为“墙”和“沟”的一种思想基础了,还有很值得注意的一点:一千二百多万党员,只要有1%的党员犯错误,绝对数字就是十二万多人。这么多人在领导地位上犯错误,对国家和人民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害。

他还批评了“以党代政”的现象,指出,不少党员对国家机构的作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不但国家行政机构的作用没有被足够地运用,国家的权力机构也没有被足够地重视——县以下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不正常和不充实的情况是严重的。他主张:党组织有如戏剧的编导,其他国家机构有如演员、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编导一般不必自己上前台,更不应代替其他人员。这样,党组织可以使自己的头脑更加清醒,领导更加全面,而且更加主动。

章乃器还谈到了民主党派内的宗派问题,并批评统战部说:“统战部处理的方法,是强调集中的一面,放松了民主的一面;扶植某一个派别,压服其他意见不同的分子或派别,而没有坚持讲清道理、明辨是非。因而助长了一些独裁作风和家长作风。自然也就助长了宗派活动。”“统战部对人的鉴别往往采取简单化的方式,没有深刻认识到非党人士性格的十分复杂,也没有认识到旧社会遗留的虚伪作风和名位思想仍然在某些人物中严重地存在着。加上画圈子而圈子不大,多少不免偏听偏信;奔走殷勤的便算是靠拢党,否则即使忠心耿耿,埋头苦干,为贯彻党的方针而努力,也难免会被置于异己分子之列。”“唯唯诺诺随声附和,容易对待的,便算忠实;喜欢提意见,而又坚持自己的主张的总不免感到麻烦,便作为‘闹独立性’。这就是为什么党一再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提出不要无原则地捧场,而个人崇拜和无原则的捧场仍然存在;党再三要求听到不同的意见,而不同的意见总难充分发挥。”

责任编辑:李欢
来源: 凤凰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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