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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人上人 也不能做人下人” 莫言的家乡和家族(3)

2012-10-22 10:13:20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莫言自称 “写乡土的作者”,而他熟悉的乡土就是他的故乡,山东高密东北乡——夏庄镇河崖平安庄。从小饿怕了的莫言现在不但能吃饱,还在北京安了家,但他总忍不住回到家乡。这里有他爷爷、他奶奶、他爸爸、他姑姑、他邻居……和他们的故事。虚幻和现实、历史和当下,就在这个只有七百多人口、一百多户的小小的村庄里发酵。2012年10月,是这个已经没有红高粱的村庄最热闹的时光。

“我们家都是文科好”

“我们家都是文科好,祖上有管仲这样的齐国名相,有算命特别厉害的管路,明清两代祖上出了七个进士,都是搞文的。”管谟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还有一篇专门研究族谱的学术论文,摆在了莫言文学馆里展示。

管谟贤是管家惟一的大学生。1963年,他考上了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我语文、历史、外语都考得很好,数学只考了13分。”大姐退学后一直在家务农,管谟欣高中毕业时刚好赶上“文革”,没能考大学,靠文科功夫好,一直在公社搞宣传写材料。

莫言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自己的文学启蒙时,提到大爷爷管遵仁和爷爷管遵义。大爷爷是当地的著名中医,以妇科和儿科见长。莫言在退学回家务农后,为混个饱饭跟大爷爷学医两年,他的旧学功底,就是当时背诵《药性赋》、《频湖脉诀》等医学著作打下的。

管遵义生于1895年,1978年病故,是一个忠厚老实、勤俭持家的农民,与小说《大风》中的爷爷相近。管遵义一生务农,种田是一把好手,还会木匠手艺。虽然不认识字,但爷爷脑袋里装满了许多故事。冬日炕头里,夏日河堤上,爷爷给孩子们讲了不少民间狐仙鬼怪的故事。

小学读到五年级,管谟业就被学校劝退学回家务农了。原因是哥哥。

“我讲了上海学生造反的情况,启发了莫言到学校里宣传这些造反理论,还说学校领导教师是奴隶主,学生是奴隶,还编什么黑板报,成立什么战斗队。后来他带上几个小伙伴外出串联,到了胶县在接待站住了一晚,给人家褥子上画了一个大地图(尿炕),吓得跑回了家。”管谟贤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后来,在学校喊了几句“打倒”、“造反”的管谟业,被学校劝退回家。

管谟业从此成为了大队里年龄最小的农民,过上了早出晚归“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因为个子小,他干不了大人的体力活,只能去帮养牛队割草,种高粱、种棉花、放羊,挣一半工分。

“我们那个地方是三县交界,土地很辽阔,周围几十里没有村庄,我每天就只能跟一头牛和一只羊对话。我还经常躺在草地上,跟天上的鸟对话,鸟不理我,我就睡着了,过一会儿可能牛会把我顶醒,因为它已经吃饱了,我一看它的肚子鼓鼓的,就一块儿回家去了。”莫言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回忆说。

管谟业成为作家是受到大哥的影响。管谟贤去上海读书后,留下《吕梁英雄传》、《红日》、《红旗谱》、《林海雪原》、《烈火金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的革命文学和《聊斋志异》、《隋唐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书。

乡村一成不变的生活,饥饿和孤独,阅读成为管谟业少年时最快乐的享受。家里书看完了,他就满村借着看。为了看同学家的《封神演义》,他就帮同学家推石磨磨面,推一下午看一本。

这时候的管谟业已经有了文学梦。邻居单亦敏是山东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因为政治成分不好,在“文革运动”里被打成右派回村参加劳动改造。在和他的闲聊中,吃不饱饭的管谟业知道“有个山东作家一天吃三顿饺子”,这对一年只能吃一顿饺子的莫言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从而引发了当作家的欲望。

据管谟贤考证,正是在昌邑县参加开挖胶莱河的工程时,头一回看见人山人海、红旗飘扬的管谟业,回家后开始了一部长篇小说《胶莱河畔》的写作,第一节的标题是“元宵节支部开大会,老地主阴谋断马腿”。

这部模仿《红旗谱》的小说,大意是热恋的妇女队长和民兵连长为了挖掘胶莱河一再推迟婚期,而一个老地主为了破坏胶莱河的建设计划,砍断了生产队里的一匹马的腿。这部小说最后管谟业没有完成,只写了一章。

为逃避劳动,管谟业跟大爷爷管遵仁学了两年中医,但最终因文化程度太低,没学成。最后,在当会计的二叔介绍下,管谟业去高密棉花加工厂当地磅工,负责称重量。

“我叔叔在里面是主管会计,所以莫言进去算是走后门,就是个季节工,有活就干,没活就回家,干一天几块钱,发了钱以后交给生产队一部分买工分,剩下十几块钱交给家里,自己留个两块钱购买牙刷牙膏什么的。”管谟贤回忆说。

也是在这一时期,管谟业和来自高密陈家屋子村的杜芹兰谈起了恋爱。这时候管谟业除了负责厂里的黑板报,还开始向公社广播站和高密县广播站投稿,《潍坊日报》、《大众日报》上也能看见他的一些宣传文章了。

管谟业真正脱离土地,成为作家,解决吃饱饭的问题,是他穿上军装以后。

从18岁起,管谟业连续三年报名参军,体检合格,但每次都被“有关系有背景”的人顶替了。

当时大学停止招生,招工、参军是农村青年改变命运的惟一机会。1976年,管谟业21岁,按照当时的规定,如果这一年走不成,再一年就超龄了。这次管谟业没有在老家报名,而是作为“表现好的临时工”从棉花加工厂报名,一个干部子弟也来帮他,前两年阻挠他的大队书记、大队长和民兵连长都在昌邑胶莱河工地上,没机会插手。不久,气呼呼的民兵连长到棉花加工厂送应征入伍通知单,把通知单丢在他面前,转身就走。

在村里人眼里,管家从此“混出头”了。管谟贤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捧上了铁饭碗,吃上了国家饭,管谟业也提干留在了军队,还破格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

“你家三儿子把我给写死了”

管谟业终于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去了离家不远的山东黄县总参某部当兵。

送儿子走的那天,母亲哭得稀里哗啦。平日严肃的管贻範对着小儿子说:“凡事谨慎,切记祸从口出,人不要张狂,否则必遭祸患。”

后来,管谟业改名莫言,也正是因为父亲的这番话。

“这一次是真正和野菜、地瓜干离了婚。”莫言刚到新兵连的第一顿饭,一笼雪白的小馒头,他一口气吃了八个。炊事班长对司务长说:“坏了,来了个大肚汉。”司务长回答:“吃上一个月就吃不动了。”果然,一个月后,莫言肚子里有了油水,同样的馒头只能吃两个了。

初到部队,莫言和所有的农村兵想法一样,好好表现,挖厕所,重活脏活啥都干,争取提干留在部队。他很快当上了副班长,还成为连队里的图书管理员。因为表现突出,自称高中文化的莫言被上级调到河北保定,当新兵连的政治教员和保密员。

小学毕业的莫言恶补大量马列著作后,也敢拿着大学教材给战士们上课了。在哥哥的往来书信指导下,他阅读了大量的古典文学,写作水平也得到质的飞跃。

在哥哥的指导下,莫言的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发在了保定的《莲池》上。

文学最终改变了莫言的命运,1982年,靠着发表的8篇小说,在领导的大力推荐下,部队留下了超龄的莫言,提升他为行政23级的排级干部,还把他调到了北京延庆总部当宣传干部,负责理论教育工作。

在莫言小说《白驹秋千架》中,第一次出现“高密东北乡”。此后,莫言所有小说故事,都围绕“高密东北乡”展开。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高密东北乡,与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和马尔克斯笔下的马贡多镇一样,成为世界文学版图上的地标。

“莫言笔下的东北乡,是以他生活的故乡河崖公社为原型虚构的,现实里的高密都是一马平川,但在他的笔下,东北乡除了平原,有森林、湖泊、高山、草原,这是典型的虚构文学世界。”莫言大哥管谟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84年7月,解放军艺术学院首次设立文学系,部队老作家徐怀中当系主任。考试只有3门课,政治、语文、史地,莫言考了216分,其中语文90分。他和钱钢、崔金生、李存葆等人成为了同学。

两年之后,军艺毕业的莫言被分配到总参政治部文化部当创作员,在北京城里安了家。接下来,莫言又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班,拿到了文学硕士学位。

在军艺的两年,让莫言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方向。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源于他的真实遭遇:12岁时他在一个离家不远的工地上,给一个铁匠拉风箱,他溜到旁边的萝卜地,偷了一个红萝卜,被人抓住,脱了他的鞋让他对着毛主席像当众认罪,回家又被父亲拿绳子抽打。

《红高粱》是莫言1985年写的,那年刚好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他想起了棉花加工厂的好友张世家讲的孙家口伏击战。

1938年3月15日,当时驻胶县的日军汽车队,经常从村后的石桥上经过,到平度县城去。当时高密东北乡的游击队伏击了路过的汽车队,这一战消灭日本鬼子三十多人。后来,日本军队报复,把公婆庙村当成了孙家口,一路烧杀抢掠,枪杀一百多人,烧光公婆庙村的房屋。

在真实历史基础上,莫言进行了大胆的虚构和想象,小说里的“我奶奶”人物性格直接取自莫言的奶奶。莫言的奶奶和《红高粱》里的奶奶都姓戴,是管家的大总管,一家十几口人的吃穿全由她安排。

“我奶奶胆子比爷爷大,有一年家里来了日本鬼子,鬼子在外边砸门,一脚将爷爷踢倒,刺刀对准爷爷胸口,吓得爷爷面如土色。奶奶走上前去扶起爷爷,爷爷出门想跑,那鬼子一勾枪机,子弹从爷爷耳边飞过。此后,只要听说鬼子来了,爷爷就先跑了,家里往往是奶奶留守。”

《红高粱》中的王文义是莫言的老邻居,真名实姓。王文义是个老实人,年轻时当过几天兵,他胆小,鬼子打枪,可能是擦着他的耳朵了,他一摸有血,就喊“我的头没了”,把枪扔到水沟里。连长气得骂:“没有头,你还会说话啊!”

《红高粱》在莫言村里放,王文义看到莫言把他写死了,愤怒地拄着一根拐杖找管贻範:“我还活得好好的,你家三儿子就把我给写死了。咱们几辈子的邻居了,怎么能这样子糟蹋人呢?”管贻範回说:“莫言小说里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父亲这个土匪种’,难道我是土匪种吗?我不是还活得好好的。”

后来莫言回家,买了两瓶酒给王文义送去。“我把您塑造成一个大英雄了。他说什么大英雄,有听到枪声就捂着耳朵大喊‘司令司令我的头没了’的大英雄吗?我说您不是很英勇地牺牲了吗?聊到后来,大叔很宽容地说:‘反正人已经被你写死了,咱爷儿俩就不计较了。这样吧,你再去给我买两瓶酒吧。’”莫言回忆说。

小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以后,莫言一炮而红。

当时,有人提议莫言应该把这个题材集中写成一部长篇小说。莫言就把《红高粱》、《高粱酒》等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结集成《红高粱家族》发表出版。

《红高粱》里,莫言写了“我爷爷”,也写“我奶奶”。在《丰乳肥臀》和短篇小说《五个饽饽》和《石磨》里,莫言写到了自己的母亲高淑娟。

高淑娟1922年出生,17岁嫁给管贻範。高淑娟在黄土地劳累了一辈子,患有哮喘、肺气肿等多种疾病。1961年春节,正是吃不饱饭的日子,她把从牙缝里抠出的几斤白面,做成饽饽放在祖宗神位前当供品,年刚过完,婆婆让儿媳妇去收回,没想到饽饽被讨饭的偷走了。这可是一大家里半个月的口粮,高淑娟背负着偷吃偷藏的嫌疑,哭了大半夜。莫言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就写了篇《五个饽饽》。

1994年,高淑娟因病去世,莫言悲痛不已,在故乡住了几十天,写了《丰乳肥臀》。《丰乳肥臀》让莫言拿到了大家文学奖的10万元奖金。后来莫言转业到了《检察日报》,在影视部为他们编写剧本。

“我母亲五十多年里,当媳妇的时间比当婆婆的时间长,一直没过上好日子,等后来过上好日子,又老生病。她活着的时候经常感叹自己命苦。”管谟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责任编辑:李欢
来源: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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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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