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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人上人 也不能做人下人” 莫言的家乡和家族(4)

2012-10-22 10:13:20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莫言自称 “写乡土的作者”,而他熟悉的乡土就是他的故乡,山东高密东北乡——夏庄镇河崖平安庄。从小饿怕了的莫言现在不但能吃饱,还在北京安了家,但他总忍不住回到家乡。这里有他爷爷、他奶奶、他爸爸、他姑姑、他邻居……和他们的故事。虚幻和现实、历史和当下,就在这个只有七百多人口、一百多户的小小的村庄里发酵。2012年10月,是这个已经没有红高粱的村庄最热闹的时光。

我姑姑,洗衣机

1955年,给莫言和哥哥、姐姐接生的,是姑姑管贻兰;1981年,给莫言女儿管笑笑接生的,也是管贻兰;1986年,给莫言妻子杜芹兰做流产手术的,还是管贻兰。

在去莫言老宅的前一天,南方周末记者问莫言要管贻兰的地址和电话,莫言说:“不用电话,我姑姑是当地家喻户晓的人物,她当医生一辈子,那里的人大部分都是她接生的,都知道她。”

管贻兰住的沙口子村和莫言老家平安庄隔河相望。作为《蛙》的真实主人公,因为莫言的获奖,不时会有记者来采访她。

姑姑是莫言最喜欢的亲人。“我小时候,家里人生了病,就会把我姑姑搬来,她给我看完病就开始讲她当天遇到的事,我们就瞪着眼听。她医药箱里给人打针的那种小纸盒,是我们最好的玩具。我写小说以后,一直想以姑姑为原型写一部小说。”莫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莫言退学回家务农,不想种地,还跟父亲管遵仁学过两年中医。那时候,莫言回家已有4年,面对繁重劳作的黄土地,觉得生活没有出路,看不到未来,情绪低沉。

管遵义给莫言讲过一个故事。旧社会青岛有个老板的工厂开业,大门两侧需要挂牌,请了一些当地书法家写字。当时一个农夫在门外看见了,他光脚进门拿起笔来就写,写到最后一个字不写了,说自己手疼,一个月以后再补。老板后来一比,他的字写得最好。后来他的厂要开业前一天,老板找到农夫写了一个字,回家就对上了,一点不差。

“我父亲讲这个故事,是鼓励莫言,人一生一世一定要学好一样东西,不然被别人看不起。不能做人上人,也不能做人下人。”管贻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学医那两年,莫言在姑姑家里看了不少书,还听管遵义给他讲了很多历史上的传奇和聊斋里的故事。后来,莫言小说里出现的老人,都有管遵义的影子。包括莫言的毛笔字,也是那时受大爷爷的影响,为的是学开中医方子。

莫言小说里的人物,大部分在老家都能够找到原型,《生死疲劳》里的“蓝脸”,是20世纪推广“集体合作社”时,村里一个坚持要单干的老农民。此外,妻子杜芹兰的母亲,不愿意把自己分到的田地合并交给生产队,手拿《人民日报》去到山东济南,拿到当时省长的批示,回家后贴到大门口,以抵制上门纠缠的工作人员。

莫言的四叔管贻寿,1984年赶着牛车往40里外的县糖厂送甜菜,在途中被一个酒后无证驾驶的司机压死,当时这个司机正给一个公社书记家建房拉砖瓦。事件发生后,书记动用各种关系,上门威胁利诱,最后赔偿了500元人民币。莫言和哥哥得到消息后,准备回乡打官司,被父亲制止:“人死不能复生,宁叫一家冷,不叫两家寒。”莫言以此为基础,写了《天堂蒜薹之歌》,把惨死的管贻寿留在了小说里。

“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小说却自己逼近了政治。”莫言在写《天堂蒜薹之歌》时,伪造了这段名人名言。

《蛙》的原型、姑姑管贻兰沾了“文化”的光。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管遵义政治上被划为“地主”,加上儿子又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去了台湾。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非常关心人民的健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新生育法的培训。当时有文化的人不多,姑姑从小开药方,认识字,被当时的县卫生局选中,成为新法接生培训班的首批学员。

从18岁开始一直干到70岁,管贻兰接生的孩子差不多有两万个。在农村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管贻兰在当地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夜里不敢一个人出门,走路有人从背后用砖头砸。”莫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如今管贻兰回忆起往事:“当时的政策是‘两个正好,三个多点’。农村人都想要男孩。中国人口这么多,不搞计划生育,一年高密就能生出一个乡镇。原来一个村两百多户,一年就能生六百多个孩子。地里的粮食生产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后来慢慢乡亲们也理解了。”

莫言大哥家两个儿子,二哥家一男一女;莫言姐姐连续生了三个女儿,第四胎生了个一男一女的双胞胎;莫言妻子杜芹兰怀上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户口还在农村。按政策讲,他第一个孩子是女儿,间隔几年后可以再要一个。

当莫言刚刚调到北京时,妻子怀孕了。“如果我是普通战士,是志愿兵,可以要第二个孩子,但我们总部机关特别严,不能要第二个孩子,几千干部都没有第二胎,不能因为我影响了整个单位的荣誉。”

莫言回到山东做老婆的工作。

杜芹兰流产完,县里奖给莫言一台洗衣机。

2002年春节,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跟着莫言回高密过年。大江对莫言的姑姑很感兴趣,后来在很多次演讲中都提到姑姑。

“我写《蛙》是因为报纸上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当时这个政策说要管30年,政策到期后,这几年学术界开始反思计划生育政策,广播、电视和报纸上出现许多讨论,我觉得写这个故事的时机到了。”莫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莫言写《蛙》的时候,管贻兰已经退休了,和从医院开救护车岗位退休的老伴一起给她的四个孩子带小孩。她和丈夫都是城市户口,按照政策,四个孩子都只要了一个孩子。“管笑笑是独生子女,她爱人也是独生子女,笑笑现在已经生了一个女儿,还可以按照政策再生一个,到时候一个姓管,一个姓苗。也算有了香火。”

《蛙》之后,已经当上了姥爷的莫言,和妻子平时在家给女儿带外孙女。

刚刚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现在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他已经在考虑退休后的生活了:“北京人太多了,城市太喧嚣了,我现在就盼着退休,该叶落归根,高密老家挺好的,亲人都在这里,我的书房也比北京的书房安静。”

责任编辑:李欢
来源: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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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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