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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明:土改中都采取哪些手段“斗地主”

2013-01-25 09:58:39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解放前后“斗地主”是中共领导农村土地改革中必经的一环,它将地主在乡村中的权威彻底打倒,实现了农民“翻身”。“斗地主”的整个过程主要分为划成分确定斗争对象、访苦、引苦、诉苦、算账等。

在解放前后,“斗地主”这种特殊的方式是中共领导农村土地改革中必经的一环,它将地主在乡村中的权威彻底打倒,通过分配地主家产给贫苦农民,实现了农民“翻身”。“斗地主”的整个过程主要分为划成分确定斗争对象、访苦、引苦、诉苦、算账等。其间,围绕“斗地主”所导致的村庄权力更替,不易为外人所了解。

工作队入村“划成分”

土地问题可谓解决中国近代以来政治问题的一大关键。通过土地改革,中国共产党在获得农民拥护的同时,还得到了源源不断的兵源和粮食供应,为推翻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谓土地改革,即通过“斗地主”,将地主集中的土地乃至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在解放战争爆发前后,中共即开始在控制区内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在决定对一个地区开展土地改革后,当地党委首先会派遣“土改工作队”进入各村,每支工作队大概3至5人左右,其工作任务就是主持该村的土改运动。工作队的成员一般是各级机关的干部或者是民主团体的知识分子,但为防止对土改带来阻力,规定工作队员必须要回避本籍。

工作队进入村庄后,就拥有了“钦差大臣”的身份,若发现村支书和村长渎职或有其他不法行为,有权随时将其罢免,重新进行选举。例如,有位名叫韩丁的美国人随同去考察位于华北张庄的土改情况时,发现工作队进入该村后,很快就解除了原村干部的权力,同时将该村原本处于秘密状态的党员身份公开,通过群众谈话的方式对这些党员进行审查。通过这种方式,工作队很快建立起在农民心目中的权威。

接下来,工作队需要取得农民的信任。通过走访了解村里的情况,工作队争取进行准确摸底,搞清楚村里的大致情况,比如哪些可能被划为地主、哪些是富农、哪些又是贫雇农。但一开始工作队的走访并不顺利,很多农民出于对地主的惧怕,不敢对工作组说出实情。例如在河北,据有的工作队报告:“农民对我们的调查很恐惧,结果无法深入,几天后只找到几个对象,还不亲密。”工作队员们必须要深入农户。例如韩丁在张庄时,曾去一个农户家吃饭,该农户的女儿患了严重的肺结核,他对这顿饭进行了生动的描绘:“我们走进他家的屋门,一阵难忍的恶臭扑鼻而来”,“整个屋子的空气里充满着那个女孩从溃烂的肺里呼出来的腐败的气味”,当该农户为他们端来“几碗半凉不热的煮疙瘩”后,他端着碗明白,“在这些碗筷上面”,在他们呼吸的空气里,“都已经沾染了结核病菌”,但他必须“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吃饭”,因为“如果你不愿意与人民同甘共苦,你就得不到他们的信任”。这样,工作队通过深入农民生活调查了解,得到了农民的信任。

然后,通过划成分的方式,将农民与地主在“阶级”上分离开来。划成分的方式主要是“自报”与“公议”相结合。即户主必须亲自报上自家在村子解放以前的收入来源与经济地位,同时通过公开讨论的方式来确定每个村民的成分。若有不实,会有其他人当场指出来。例如在张庄,村民王贵保在呈报自家人口时,称家中7口人,儿子去年娶到了媳妇。但马上就有人指出:“干什么说去年,要说只管说眼前,你快要抱上孙子啦,那不成8口了?”

成分主要有贫农、中农、富农与地主等几种。在这种环境下,人人都希望自己被定为贫农,因为这样不但可以免于被斗争,而且还能分到地主的一部分财产或土地。因此,在划分成分的时候,地主必然会极力避免自己被划为地主,在这时旁边的贫农就会站出来指出他应该被划分为地主的理由。例如在湖南醴陵县,第十一区金桥乡在划定黄贤忠为地主时,他辩称自己的财产都是自己省吃俭用得来的,不是剥削而来的。这时,曾在他家做过长工的黄起佑跳起来指着他道:“我在你屋里做长工,作60石租,每年收获120多石谷,我只得你14石的工钱,吃也不到10多石,你看你剥削好多呢!”然后有人接着说:“你家霸占公堂,收租千多石,不知吃了好多冤枉,你强占公屋公山,你说你的东西是做来的,就是这样搞来的。”在大家的轮番揭发下,黄贤忠招架不住,只得承认自己是地主。

在确定地主,也就是斗争对象后,要发动农民主动起来与之斗争却并非易事。因此,这就需要工作队深入贫农家中去“访苦”“引苦”,使他们深深地感受到地主给自己带来的苦难。

“访苦”与“引苦”

工作队确定斗争对象后,需要引导贫农们起来斗争。但是工作队员们很快就发现,一些贫农表现并不积极。因为有的地方村庄的土地占有情况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高度不均,且大家同住一个村里,几乎都是沾亲带故的,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而且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地主都与雇农势同水火,甚至有的地方双方关系还较为“和谐”。起初不少人并不愿意首先撕破脸带头向地主发难。相反,在工作队动员他们起来斗地主时,不少贫雇农反而还产生一种不耐烦的抵触情绪。

对此,为了顺利实现土改目标,工作队员颇费心思。他们采取多种形式来做贫雇农的工作。例如在陕南山区进行土改发动群众后,工作队员还排演了著名话剧《白毛女》,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观众们除了看的过程中对演员们的演技喊“好”外,都没有太大的效果,他们反而认为:“黄世仁为远处的地主,他们当地的地主是好人”。在湖南醴陵,有的贫农还说:“我拿了地主的工资,是靠它养活了全家,因此,地主不算剥削。”不少贫雇农还受宿命论的影响,工作队员发动他们去分地主土地的时候,他们还说:“小人命薄,命里注定,分别人的田要生病”。甚至有的提出:“毛主席既然打算帮助我们农民,为什么不印点子钞票,把地主的地买下来分分呢?”不少人无法理解地主对他们的剥削,称:“我给地主干活,人家管我饭吃,年底还给工钱,这都是说好了的。要是年底不给工钱,或者不给饭吃,我可以告他。可是人家确实给钱了,也给饭吃了,那还有什么错处?”这些言语,可以说让工作队员们哭笑不得。

其实农民之所以不愿起来斗争地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怕变天”。因为国共两党此时已经兵戎相见,究竟鹿死谁手还很难说。若农民们起来斗争了地主,将来若国民党秋后算起账来,他们肯定要倒霉。例如在河北十里店村,当工作队动员贫农们团结起来斗争地主时,农民们心存疑虑,说:“只要你们不走,我们就什么也不怕。但只要你们一离开,我们就又没有主心骨了。”有的人还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俺知道你们这些工作队哪天走”,“你走了,俺抗不了”,即担心地主将来反攻倒算。所以,打消农民的顾虑,才能让他们大胆地“斗地主”。

工作队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在动员农民起来斗争地主时,首先要向他们讲明局势,证明国民党不久就要被打倒,不可能给地主们秋后算账的机会。但是要让他们大胆斗争,必须要找一个突破口,即有人带头斗地主。在农民们看来,群体总是安全的。所以,工作队需要找一个“苦大仇深”的领头者,这个寻找的过程就成为“访苦”。

访苦,是指工作队要在村里寻找典型的“苦主”,他们往往经历过一些悲惨的往事,工作队员一般会将目标人群锁定在老人、妇女及村里的边缘人这三类人身上。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些人所受的苦难最大,受压迫感最深,动员也最容易成功。在确定动员对象后,工作队员会搬进他家中,与其同吃同住,进一步发现他们的“苦难”。因开始农民并不觉得多苦,这就需要工作队员帮助他们“深挖苦根”,比如问他:“在某年闹灾荒时,你家吃饱饭了没?地主家又吃饱饭没有?大家都是人,凭啥他家就要过得比你好?我们穷人为什么要给地主家做工?为什么要交租?”另外,为了使他们对地主剥削自己的程度有个直观的认识,工作队员们还帮助农民算账。例如湖南醴陵县香石乡贫农吴若华已61岁了,做了30年的长工,家中穷得叮当响,工作队员就跟他算账:“30年你可以收获稻谷2400石,所得到的才只有840石,其余都被地主剥削去了,所以你生活现在这么苦。”经过这么一算,不但他“觉悟了”,就连他老婆也积极参与土改运动。在广西柳州柳城县六休乡,工作队员帮助贫农杨泰木算账,当算出他40年来被地主剥削去了10万斤稻谷后,他激动地跳起来,喊道:“我要去剥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之后,他就一心想着怎么去“斗地主”。

在工作队员的引导下,“苦主”们开始明白,他们之所以穷,是因为世世代代遭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工作队员继续引导,“地主之所以敢压迫剥削你们,是因为蒋介石是地主阶级的总头目,现在我们共产党来了,要为你们撑腰,使你们翻身做主人”。这自然会使农民产生对共产党的“爱”和对国民党的“恨”。

待动员到若干个“苦主”后,工作队员便将他们集中起来,让每一位“苦主”都向其他“苦主”倾诉自己的苦难,达到“比苦”“攀苦”的效果。这样,既加强了他们的苦难意识,更培养了他们的诉苦技巧,为即将在全村范围召开的“诉苦大会”准备了条件,“斗地主”的高潮部分也随之到来。

责任编辑:李欢
来源: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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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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