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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之俊: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

2013-02-21 13:47:50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1949年,面对改朝换代的变革,钱锺书夫妇最终选择留在国内。杨绛说:“解放前,我们是读过大量反苏小说的。但我们不愿远走他乡去当二等公民,仰洋人鼻息。我们爱祖国的语言文化,也不愿用外文创作,所以在世局嬗变之际选择留下。谣言传说共产党要‘杀四十五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凭常情可以否定,或只算我们‘短命死矣’,不愿离开父母之邦。这是实话实说。”“我们发现新中国并不像反苏小说中所说的。我们既然只求‘坐冷板’,端上‘金银饭碗’生活无忧,有书可读,还要求什么呢?”(吴学昭《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划成右派》,《大公报》2010年11月7日)“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我们仨》,第12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其实早在1948年,香港大学就曾约钱锺书去任文学院院长,1949年,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教授,朱家骅许给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牛津大学也约他去任Reader。但他们宁死都不愿离开大陆这片故土,以最坏的打算留在国内,以最低的要求求生于新中国,所以结果往往使他们有“始愿不及此”之感。

“有惊无险”的1957

1957年的春天,天气异常。《顾颉刚日记》4月9日记:“今日仍大雪,北风颇厉,以清明后四日而有此,为我生所未见。气候又降至零度下,如此倏寒倏暖,不知又病倒几人!”(《顾颉刚日记》第八卷,第229页,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京城里病毒肆意,流感流行。

杨绛说,就在这个早春时节,钱锺书被请到中南海,亲耳听到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他可能参加了3月份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当时多数知识分子都认为毛决定发动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号召鸣放是真心诚意的,感到很兴奋。钱锺书的好友傅雷参加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后,在给国外的儿子傅聪的信中写道:“此次会议,是党内会议,党外人一起参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我们党外人士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倒是党内人还有些胆小”,“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我的感觉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是数十年的教育事业,我们既要耐心等待,又要友好斗争;自己也要时时刻刻求进步--所谓自我改造。”(《钱锺书:20世纪的人文悲歌》,第552页,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他的兴奋、激动、虔诚溢于纸面。毛的一席话就让他对其顶礼膜拜,可见讲话多么具有煽动效应。即使如此,像钱锺书这类知识分子,对形势的认识仍保持了足够的冷静和保留。费孝通在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写出了当时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顾虑:“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明哲保身’‘不吃眼前亏’的思想还没有全消的知识分子,想到了不鸣无妨,鸣了吃不定自讨麻烦,结果是何必开口。”“早春天气”,说出了许多人对形势的看法,传达了他们复杂的心绪,从一个侧面“标示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潮流中所处的‘夹缝’位置,以及他们难以把握自身命运所必然产生的复杂的思虑。”(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第23-24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初春时节,天寒料峭,钱锺书心里惦记着父亲钱基博的病。这时冒着严寒,他来到武昌。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势,他似有预料,在这一年写下的《赴鄂道中》诗五首最后两首中,他写道:

奕棋转烛事多端,饮水差知等暖寒。

如膜妄心应褪净,夜来无梦过邯郸。

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懑雷。

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

杨绛说后两首诗寄寓了钱锺书对当时情形的感受。许景渊解读后两首诗说:“‘反右’之大潮即将到来,山雨欲来,风满高楼,一时人心惴惴,诗中‘脱叶’‘啼鸠’句喻知识分子之心态也。‘邯郸无梦’‘妄膜尽褪’则言先生胸怀高旷,超然物外,妄念全消,自不致再堕尘劫矣。足徵诗人颖悟,见微知著,故能摆脱尘烦,得非所谓机动心应者乎?”(许景渊《从钱锺书先生学诗散记》,《记钱锺书先生》第9页)“脱叶”二句尤其形象地表现了“放”而将“收”前夕知识分子的惶惑心理。脱叶犹飞,风向未定;古人过此,尚有黄粱美梦可作,而他夜过邯郸,正是入梦之时,却早已妄心全息,如膜褪净,连梦都没有了……(吴忠匡《记钱锺书先生》,《随笔》1988年第4期)钱锺书曾在1986年4月把这两首诗写赠与钱基博的学生吴忠匡,以纪念吴在“反右运动”里的遭遇(1957年吴被补划成右派)。

钱基博在1949年后,也选择留在大陆,一直在武汉华中师范学院(即华中师范大学)就职。这位著作等身、深受尊重的国学大师,对新中国充满了热情和期望。1953年(67岁)开始,他身体转差,说话有困难,不再去教室上课,而是在家帮助指导青年教师。1957年春,儿子钱锺书再次来探望他时,他已病势沉重。此前,钱锺书每年寒暑假都会来武汉探望双亲。谁也没料到,此番一别,父子竟成永诀。

4月,中共中央正式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文学所内立即组织号召鸣放。但钱锺书并不“买账”,依旧“咬紧牙关”。“我们认为号召的事,就是政治运动。我们对政治运动一贯地不理解。”(《我们仨》第135页)“风和日暖,鸟语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经号召,我们就警惕了。上面一再号召鸣放,四面八方不断动员催促,请客吃饭座谈,鼓动鸣放。其中有我们的老相识,也有人是我们心目中的政客。几位老相识还亲自登门来敦劝我们鸣放;当初号召知识分子改造是他们,这会儿号召鸣放骂党也是他们。我们两个不鸣也不放,说话都正确。钱锺书说:‘难得有一次运动不用随声附和。’”(吴学昭《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划成右派》,《大公报》2010年11月7日)

5月,他的叔叔钱孙卿正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当时有部分民主人士代表的座谈会,钱孙卿十分犹豫是否要提意见,就召集在京亲戚商议。大家意见纷纭,钱锺书夫妇却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听着。但在最后,钱锺书很坚决地说:“根本就不要说。”(许大雄《我与〈围城〉中的赵辛楣》,《文汇报》2010年9月11日)

就在“反右”开始之前,有出版社编辑来京向他组稿。他说,这几年自己专注于翻译,没有创作,拿不出东西来支持出版社。即使被要求再版《围城》,他也婉言拒绝。编辑对他说了一些“百花齐放”一类的话,“他呢,好像早拿定了注意,只是微笑,总不点头”。(刘金《已到春暖花开时》,《记钱锺书先生》第206页,大连出版社1995年)

钱锺书从武汉回京后,“只愁爹爹乱发议论”。(《我们仨》第136页)没想到担心什么来什么。重病之中的钱基博被成功“引蛇出洞”。这一年,年届古稀、身已患疾、担任政协委员的钱基博,响应中共“鸣放”号召,抱着切实帮助执政党整风的态度,“本着爱国爱党爱民族的良好愿望”,给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写了一封后被人称为“万言书”的信。信中,他本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敞开胸襟,提出了很多事关党和国家建设大计的真知灼见。

6月,“反右”开始。钱锺书的众多师友和亲属纷纷落网。文学界的冯雪峰、周勃、陈涌、何直等相继落马。家人中钱孙卿、许景渊、钱锺汉、钱锺毅都被划为“右派”,钱基博受到批判。

钱基博的“上书”震惊湖北省委。省委当即将这封信转交中共华中师范学院党委,要求学校组织对其批判。1957年夏,华师校园内开始出现揭发与批判钱基博的大字报。7月初,钱锺书有“突击任务外调工作”,未能请假探亲。(罗厚《钱锺书书札书钞续一》,《记钱锺书先生》第329页)在父亲因言获罪后,组织上派人来京就此事“征询”他的意见,他回话说:“他年岁大了,你们认为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王武子《关于六“不”说之说》,《文汇读书周报》2009年11月27日)虽不说饶其一劫,只是提醒人家自己父亲年事已高,何必追究;也深知大势所在,难左右大局,露出不尽无奈。9月26日至29日,历史系和中文系组织教师连续几次对钱基博进行了批判。夏天过后,钱基博的病情急转直下。1957年11月31日,在病痛的折磨下,在极度的压抑与忧郁中,钱基博溘然长逝。在这个批斗的过程中,以及去世后,他是否被打成“右派”,在学者之间一直存在争议。

文学研究所内形势复杂,人心浮动,此时已展开了激烈的鸣放、辩论和批判,如从12月10日至27日,历时17日,文学所内大小辩论会开了无数次,在所内形成了三大派别:系统派、当前派和并重派。这时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已脱稿,并在这一年发表了其中的十篇《宋代诗人短论》和《序言》,虽然他在1957年6月写的《序言》中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该书照样受到批判。后来他在香港版《宋诗选注》前言中说:“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结果就像在两个凳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或宋代常语所谓‘半间不架’。”余英时认为“他不能不引几句‘语录’作挡箭牌。而他的征引的方式也实在轻描淡写到了最大限度”。(《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文化昆仑》第207页)其实这本书出版后受到很多人的好评,如上层胡乔木和周扬当时都有称赞的话。好在小川环树的评论,很快扭转了批评的方向。

责任编辑:李欢
来源: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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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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