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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从副总理回归农民

2013-10-29 19:28:47 作者: 杨文 裴小敏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我最后一次拜访陈永贵,是1984年11月下旬的一天。这时的陈永贵,已经是没有任何领导职务的一个平民百姓了。他住在北京木樨地的一座公寓楼房里。

文章摘自《被历史忽略的历史》 杨文 裴小敏 主编 河南文艺出版社

我最后一次拜访陈永贵,是1984年11月下旬的一天。这时的陈永贵,已经是没有任何领导职务的一个平民百姓了。他住在北京木樨地的一座公寓楼房里。

作为农家子弟,我从幼年时起就崇敬劳动模范。直到退休之后,仍然如此。看看他们那憨厚、淳朴的笑脸,听听他们充满泥土芳香的庄稼话,就感到亲近。对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劳模,总觉得他们就是自己的长辈。而陈永贵,我还没有看到他作为一个普通农民是什么样儿。从1972年夏天开始,十几年间,我多次采访他。1974年还在大寨、昔阳住过一年时间,与他有一些交往。可惜,那时他已经不是一般农民了,政治上正处于节节上升的时候。他的身上有农民的某些特点,却也沾上了许多官气,特别是随着地位的蹿升,与我们这些记者越来越平起平坐甚至俯视。

在山西省,我还认识大名鼎鼎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他憨厚淳朴,总保持着忠厚农民的本色。有一次在太原的大街上,远远地看见一辆银色的伏尔加轿车开来了,有一位记者朋友招手拦车,说:“让老李带上我们一段路。”身材高大的老李不仅让司机停车,而且笑哈哈地招呼我们:“快上来!咱们有车同坐。”这种事在陈永贵身上便绝无可能。所以,我们对陈永贵,可以尊重他,甚至敬畏他,但不大可能亲近他。

1972年7月我采访他时,那天他情绪特别好,一口气谈了五个多小时,话里有些闪光的思想和语言,给我启发。中午请我们吃饭,他喝了整整一瓶汾酒。饭后我们请他合影,他高兴地答应了。我们一起站在昔阳二招大楼门前照相,院里不少外来参观者围观,也有不少人凑上来跟他握手搭话。陈永贵乘着酒兴,很兴奋,也很得意,向大伙招着手,同时大着嗓门问我们:“有人说,来大寨、昔阳参观,要见我陈永贵,比上北京见毛主席还难!你们给说说,难不难?”听了这话,我的心猛一紧,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涌上心头。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大潮的不断低落并最终止息,他失去了一切高位和权力,又变成了一个普通老百姓。当他正走红,官气十足时,我们对他是敬而远之,有工作才去找他,“无事不登三宝殿”,也从不去跟他拉扯;而当他失势之后,倒又看到他的若干好处,很想去看看他。毕竟他的出身是一个山里的老农民嘛,是个辛劳多年、也做了不少好事的农村基层干部。后来他升了这么高的官,也绝不是他自己想当就当的;做了错事,也不能完全怪他。这样的大起大落,恐怕够这老汉受的。

1984年11月底,我调到新创办的《望》周刊工作。周刊英文版有位女记者,家与陈永贵住得很近,有机会见到他,并有采访他的打算。她来向我了解老陈的情况,我便托她去问候老陈,并表示要去看看他。

第二天她就带来了回话:老陈说,欢迎去他家玩儿玩儿。

那天清晨,我早早来到他的住处。这是部长级干部才有资格住的高级公寓楼。

1981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给“农业学大寨”作了最后的总结。这场在中华大地上风风火火闹了十多年的运动,就此终止。1980年8月30日,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选举出新一届中央领导。这时,他在党中央、国务院,就再没有任何职务了。党中央对他的生活待遇作了合情合理的安排。据说,是胡耀邦亲自发话,说陈永贵年纪不小了,就不让他回山西老家去了,就留在北京住下来,按行政十三级(当时的高级干部最低一级)发给工资,保留汽车,警卫员、司机、炊事员都继续留下为他服务。陈永贵本人落户北京,并把他和夫人及未成年的幼子陈明亮的户口转来北京。

陈永贵在北京工作这么多年,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却直到这时,他和家人才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成了北京市市民。这位操劳了大半生的人,在京城开始了晚年的闲居生活。

开始时,他仍然住在北京交道口附近的那座四合院里。日子非常清闲,他也不急于把老伴、儿子搬来。但没有任何工作了,心情苦闷,整天坐在家里,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过去一闲下来就回昔阳、大寨看看,现在山西省正在搞“清查”,他不便再回到他熟悉的太行山里去。这时,中央还是很关心他的。邓小平说,陈永贵不是“四人帮”的人,中央是清楚的。胡耀邦也对他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劝他宽心,不要背思想包袱,要好好学习,好好休息。

很快就到了1980年年底,陈永贵心上的火气慢慢地消散了。他冷静地想了想,愿意接受中央的善意安排,把老伴接来,在北京安家,把心爱的幼子接进京来上学。他一辈子没有完全摘下文盲帽子,他希望儿辈能在北京上个好学校,将来上大学。此时秘书已经离去,他让警卫员张艮昌帮他写了几封信。一封是给郭凤莲并大寨党支部的,让他们跟中央保持一致,按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做好大寨的工作。这是这位大寨老支书对家乡工作的最后交代。另外,也对老战友们说了自己的家庭安排,老伴、儿子进京,在北京落户,不回大寨了。家里没吃完的粮食分给社员们,几口盛粮食杂物的大缸都交公归队。这封信算是他对大寨的乡亲和战友们的告别。

另一封信给他老伴宋玉林,让她料理一下,赶在春节前把家搬来北京,让小儿子陈明亮转到北京的学校上学。

他还交代老伴,把那块自己用过的羊毛毡送给老伙计贾进才。贾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大寨德高望重的老模范。几十年来,他们之间恩怨颇多。不知为什么,陈永贵似乎总爱拿这个只知道苦干、不善言语的老实疙瘩开刀。20世纪60年代否定了“贾进才三让贤”的事,狠狠地贬了老贾。20世纪70年代要写大寨三十年斗争史,竟把这位老伙计整成了从50年代就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走资派”,编派了他许多不是。老贾干生气没办法,为了维护大寨红旗,他不得不忍气吞声,任凭陈永贵在他头上泼脏水。人都说老贾这人心特别宽,只有他才忍得下,从来没有为此跟陈永贵闹过。现在,陈永贵自己要离开大寨了,他又想起老贾,把心爱的毛毡送给他。这时,陈永贵的心绪一定是非常复杂的,他要向这位老伙计说的话一定很多很多。一条羊毛毡,道得尽满腹的话吗?表达得了那么复杂的情感、思绪吗?

安排了这一切之后,他就向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提出搬家的要求。不担任领导职务了,就不再住在这个大院了。国管局先是回了话:此事已请示了中央领导,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不要搬了。急急搬家,影响不好。

可陈永贵坚决要搬,“不在其位,不享其禄”。他把这句老话时常挂在嘴上,三天两头打电话去催,让警卫去讲。最后国管局分配给他这座部级高干公寓楼的一套居室。1981年春节刚过,陈永贵举家搬出交道口那座院落,住进了木樨地这座公寓楼。

那天清早,按照约定的时间,我进了他的家门。陈永贵正蹲在沙发上,端着个粗瓷大碗,喝昔阳人爱吃的小米加面条煮的糊糊。老伴正在厨房里忙活,小儿子已经出去上学了。

他见我进来,一手端着碗,一手拉着我进了客厅,让我在沙发上落座。我仔细看了看他,外表没有多少变化,还是穿着黑色对襟的夹袄,宽大的黑裤子,家做的黑布鞋。脸上还是满满地像用刀子刻出来似的皱纹,又密又深。精神仍然十分健旺,年过七十的老人了,可并不见老。抬手动脚都十分利落,说话声音洪亮,吃起糊糊来呼呼有声。再环视一下厅里的陈设,一看便知道,沙发、桌凳、书柜这全套家具都是公家配的,书柜里摆着不少书。我过去看了看,多是“文革”中出版的历史、埃及史等,还有“四书”“五经”等供批判用的“反面教材”。这些显然也是公家发的,摆在那里,主人是不会去翻看的。我正看着,老陈吃完饭丢下饭碗走过来,使劲跟我握了握手,喊着:“大斌同志,谢谢你来看看我。我现在也不用谈工作了,我是个平民百姓了。咱们这见面是老朋友交往,不讲别的事儿,也不用说工作上的事了。”

我忙上前问候:“这些年不见,挺想念你的,早就想来看看你。身体好不好?”

他高兴地哈哈大笑,抬抬胳膊伸伸腿,说,“你看,壮着哩!一说这我就高兴啊!从我往上数三代(再往上数我就不知道了),老先人们都没有我的年岁大,在旧社会,老一辈都早早饿死了,苦死了。我过了七十,算长寿啦!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幸福啊!”

前些日子,听人说陈永贵下台后满腹牢骚,整日愁眉苦脸。可是,今天坐在我面前的陈永贵,却是另一个形象。他精神健旺,性格开朗,看不出有什么苦恼,也没有前些年的逼人官气,又是一个慈祥、热情、善良的老农民模样了。我们对面坐着,平等地、自由自在地说着家常话,只有这时才对他有了几分亲近的感觉。

正说着闲话,他突然问了我一句:“这几年新闻界的老朋友、新朋友都写文章骂我,你写过没有?”

这一问倒是有点意外,我说:“这话看怎么说了。恐怕也不能说你的记者朋友都写文章骂了你,人家是批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嘛!至于我,你也知道,那几年我在新华社管农村报道,我虽没有写过‘骂’你的文章,可是那几年的报道,没少批评‘学大寨’运动,那些报道是我组织的,文章、报道都登在报上,你一定都看过,那是我的工作。还有,去年秋天,我参加了对大寨、昔阳的调查,调查报告里说了你们的好话,也说了坏话。不过,不管好话坏话过头话,都是调查组那个时候的认识,不代表哪一个人。”

陈永贵仔细地、耐心地听我说长篇大论,等我说完了,他一摆手,哈哈大笑,说:“你倒说得仔细。我也就是这么一问。都是过去的事啦!说好哩,坏哩,批哩,骂哩,都过去了,不想它了!也不说它了!”他又笑了起来。

我说:“过去了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这些年风风雨雨,你过得也不容易。你上了年纪了,还是平平静静、高高兴兴养老,过几年好日子吧!我们希望你健康长寿,多享几年社会主义的幸福!”

他看了看我,似乎有点动情,连声说:“谢谢!”说着,他站了起来,拉起我说:“走,咱下乡看看去!现在我只有这么一个工作了——东郊农场的顾问,一星期去一回。今天那儿正好有点工作,咱们一块儿去。你也看看咱那农场。”他又回头喊道:“汤师傅,咱们走呀!”

汤师傅名叫汤占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派来为老陈开车的汽车司机。过去陈永贵当副总理时是他开车,那时开的是“大红旗”;现在仍然是他开车,开的是一辆苏联产的“伏尔加”。

我们刚要出门,老陈突然想起了什么,回头喊他老伴:“快把咱借人家农场的涮锅拿来,我带回去还人家。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我帮他提上铜火锅,他说:“前几天昔阳来了几个老乡,非得要吃涮羊肉,我就借来锅子让他们在家里涮了一顿,又亲热又省钱。”

当时已是冬天,我已穿上了薄大衣,可老陈却只穿件黑夹袄,出门时也不加衣服。我说:“天冷了,多穿点衣服。”他说:“不怕,我穿着毛衣呢。”他掀开黑夹袄,里面确实穿了件家织的黑毛衣。司机老汤说:“老汉身体壮着哩,大冬天早起逛农贸市场,也就是穿这一身。”

上了车,我问他:“有空了,还去自由市场哩?”

他说,“现在是天天有空闲了,去买点菜,去跟人家说说话,了解点社会嘛!可就是不敢多去。北  京人都认得我这张脸,认得我这‘永贵大叔’!买点啥人家非得照顾咱,有的还硬不收钱,给咱闹开了特殊化啦!”

我们就坐上汤占兴师傅开的伏尔加轿车直奔东郊农场。一路上汤师傅对我讲了许多“永贵大叔”下台后的故事。

汤占兴说,老陈对自己要求严,就说这部车吧,除了他上农场办公事,私事一律不许用,老伴、儿子都不许用这车。平时,老陈自己也很少用车,常是一个人去挤公共汽车,更喜欢乘地铁。

有一次,陈永贵提着篮子上一家国有菜市场去买菜,售货员抬头一看,不禁喊了声“是永贵大叔”!忙跑进店里找出经理来。那位经理一看,果真是陈永贵,就拉上他进店里坐坐。陈永贵也乐意跟老百姓聊聊,就随他进店里坐了下来,喝茶闲聊。售货员从后院拣出一篮子十分新鲜的蔬菜送上来,经理说:“这算我们店送给你老的,分文不收。”陈永贵说:“给了好菜,再不给钱,可就太特殊化了!”他忙撂下钱,转身就走。经理和售货员送到门外,喊着:“往后多来!”可陈永贵再也不敢进那家菜店。他说:“卖菜的是好人啊!可太客气了。咱不能再去给人家添麻烦哩!”

下了台的陈永贵,在北京普通市民中间,就是这样一个“永贵大叔”。陈永贵深情地说:“北京人待咱不薄,没有谁看不起咱这山里老汉。”说这话时,他恢复了以前那宽厚的、知足常乐的淳朴农民形象。

我们到了东郊农场,人还没有下车,人们迎上来,是冲着老陈来的。年纪大点的喊声“陈大哥”,年轻的喊“永贵大叔”。有的人问他身体可好?还有人问他请他办的某件事办成没有?还有人喊他:“今儿晌午上我家喝一盅去!”陈永贵一一作答,高喉咙大嗓门地喊着,笑着,看起来,他跟农场的人相处得不错。

中午,我们在农场机关食堂就餐。正巧有位港商来农场谈生意,慕名求见陈永贵,非得邀请他共进午餐不可。陈永贵乐哈哈地答应:“好!好!请吃饭还不好?”饭桌上拿出酒来,是京郊产的“二锅头”。陈永贵像孩子一样高兴,说:“那咱就跟香港朋友干一盅!”他高兴地连喝了几盅酒,满面红光,说话声更加响亮了。

送走那位香港客人,陈永贵和我们一起在农场大院里散步,闲聊。几杯烧酒下肚,他的话也更多了。有些话我本来想问又不好问,他都主动对我说起来了。

我听说陈永贵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一直不理解,对“包产到户”心怀不满。有人说,在公开场合他不多说,而在私下里,他却直言不讳地攻击包产到户。他说,“大包干”的确可以暂时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但那调动起来的是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助长了人的私心,不合社会主义的方向。

这次见了他之后,我便很想问问他怎样看待当前农村形势,可我了解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时的态度,怕提起这些事触到他的心病破坏了他今天的好心情,所以一直没好开口。可是饭后散步时,他却拉住我,主动说了起来。他问我:“听人家说我的坏话没有?有人说我反对农村改革,反对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我为啥反对哩?有人说是因为陈永贵丢了官位,心怀不满哩!说我还想掌着领导全国农业的大权哩!哎呀!这些人真不知道我的心嘛!你知道的,就凭我这么个人,大字不识几个,能当好副总理?能管得了全国的农业?能担得起那么重的担子?那些年,也愁死我哩!

咱不会别的,就会个大寨的那些干法,干部带头苦干!全国学大寨那些年,我带着大寨、昔阳的干部大干,真是累死了!苦死了!全国学大寨的先进单位的那些干部、社员也都像大寨、昔阳的干部大干,真是累死了!苦死了!我还到处批斗人家,批斗来批斗去,全国的农业还是个上不去。我们这些人自己也苦死啦,累死啦,啥办法都使啦,十八般武艺都使上了,就是没办法把农业闹上去!可你看现在,不搞运动啦,不批啦,不斗啦,可一搞‘包产到户’,生产呼啦上来了!市场上吃的用的,啥也有了!我这个人最认实。我咋不服气哩?我现在高兴着哩!”

听到这里,我挺受感动,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这时,他确实没有必要再向我说大话空话假话。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那段时间,他曾有一段时间想不通,对中央的方针政策发过不少牢骚,甚至还扬言要“抗到底”。这些情况在一些书籍及报道里多有披露。但人的思想是可以变化的,下台后,他冷静下来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农村改革巨大成果面前,他思想上的弯子慢慢转过来了!他终于走过了不通、顶牛的痛苦阶段。

“对现在的形势我也有意见”,陈永贵毫不隐讳地继续说道,“现在有些领导干部搞特殊化,群众要办点事,解决点问题,得到处走后门。这算怎么回事哩!不走后门就办不成事了,为人民服务还要不要了?我最恨这号事了!”

陈永贵下台后,尤其是搬到木樨地的公寓楼上后,没有森严的警卫了,见人方便了,昔阳、大寨的亲友故旧,进京来都要来看他,使他更多地了解了下情,了解了民意。他那十二层楼上的房子就成了昔阳、大寨人进京的落脚站。凡是因公来京的,路费宿费可以报销的,就去住旅馆;因私的,或看病办事的,没有人给报住宿费,乡亲们也不大富裕,统统留在家里住下来。床不够好办,好在客厅里有公家配的地毯,毛茸茸的,比羊毛毡还舒服。来人也都不客气,就在地毯上打地铺睡了。那间客厅里,哪个月也得接待几批客人。除了安排住宿之外,乡亲进了家门,陈永贵便要陪着喝上几盅,席间他也向来人问问家乡的人和事。家乡人带来的消息,有的让他高兴,也有的让他叹惜,如有些老伙伴下世了,谁得了重病,等等。

来北京看病的人总爱来找他,希望他帮助联系一下好医院,找个好医生看看,拿些好药吃。老陈都热情接待,打电话联系医院医生。

他热情地帮助家乡来人,也寄托了他的思乡情怀。他一直思念着大寨,思念着乡亲们,也曾几次想回乡看看,可都没能成行。回去一趟只一夜火车就到了阳泉,再坐几十里汽车就到了大寨。可这趟路对于他也是很不容易走哩。回去了,有些人见不见?有些话说不说?反过来倒过去地考虑,最后还是咬咬牙算了,不回去了!

不回去的决心下了,可思念是无法丢掉的。一天早晨起来,陈永贵告诉老伴,说他做了个梦,梦着回大寨春耕下种去了。阳坡地怎么种,背阴地怎么种,忙活了一夜。陈永贵长叹一声:“白天没处动弹,黑夜叫我回村干活去了。”

除了看病之外,家乡人也有托陈永贵走后门办事的。能办的他尽量帮忙。有一次,一位昔阳铁厂的熟人求他给铁路方面的人说句话,要几节火车皮。陈永贵拨了一个电话,果然就要到了。老乡高高兴兴去办了手续,回来告诉陈永贵,说事办成了,挺顺当的,只要了二百块钱。

“二百块钱?”陈永贵问,“什么二百块钱?”

“好处费呀!”老乡看着陈永贵那一脸的疑惑,说:“这挺便宜哩!没有你的面子,按现在的行情得四五百哩!”

“他收你这钱,怎么开发票?”陈永贵问。

“开甚发票哩!”老乡笑他少见多怪,说,“咱主动往人家兜里装呢,还要啥发票哩?”

陈永贵一听,脸色立时变了,喊道:“不行!他这是肥了私人。用公家的车皮,肥了自己,这事咱不能给他干!”说着他拿起电话,告诉铁路局的人,车皮不要了。那位老乡急得直跺脚,求老陈别打电话,别退车皮,可陈永贵理也不理。把车皮退了之后,陈永贵仍然十分生气:“你们这事我不能给办。损了国家、肥了个人的事,我不干!”

大概就是这些事,使陈永贵了解了如今老百姓的难处,了解到有些部门和国家干部以权谋私。他切齿痛恨不走后门办不成事的不正之风!

我们与陈永贵在东郊农场待了大半天。他担任这个农场的顾问,每周只来一次,却很尽力。农场的干部说,老陈可帮了大忙了!他帮我们办了一些我们办不成的事,买到一些我们买不到的生产资料。全场上上下下都跟他挺熟,干部、职工都欢迎他、尊敬他。大伙都说,这是个好老汉!

傍黑时,我们离开农场往回赶。一路上老陈讲了许多他个人和其他几位工农中央委员的一些逸事。那天,他情绪很好,一直把我送到新华社大门前。我说,要不要进去坐坐?熟人们想你哩!他摆了摆手说,不了,不了!以后有空就到我这儿玩儿玩儿,说说话。别看我不识多少字,没看过多少书,可我经过的事多着哩!从办互助合作到办人民公社,从大队支部书记一直当到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有几个?我经过的事多着哩,心里想的事多着哩!听我说说,对你们能没有好处。

责任编辑:张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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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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