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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之死:蒋介石每次下野杀大将泄愤

2014-06-05 00:55:36 作者: 李敖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西北山高水又长, 男儿岂能老故乡? 黄河后浪推前浪, 跳上浪头干一场!

文章摘自《蒋介石评传》

作者:李敖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 

蒋介石下野,准备动身离京前,李宗仁见到这样一幕:

这时于右任忽然老态龙钟地追上去,口里喊着:“总统!总统!”蒋先生稍停问何事。于右任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蒋先生只把手向后一撒说:“你找德邻办去!”说毕,便加快脚步走了。拖着一大把胡须的七十老人于右任,在众人注视之下,慢慢地走回,大家这才黯然地离开会场。(《李宗仁回忆录》,第898页)

蒋介石的心情已经不佳,不知趣的于大胡子提起不愉快的往事,恼怒之情溢于言表,“找德邻办去”是最好的推托,人在他特务手中,德邻办得了吗?可怜于右老,碰了一鼻子灰。再度显示:蒋介石人下野,权不下野,退居溪口的“一介平民”仍可拘押政治犯,拘押之不足,还可谋杀。杨虎城就是在重庆解放前,被特务谋杀的,从本人到次子、从次子到小女儿、到秘书宋绮云夫妇和他们的小孩子(两个小孩子都不到十岁)、到副官阎继明、到警卫员张醒民,都被乱刀扎死。特务替主子杀人,而李宗仁代总统不知道,足证特务完全是蒋介石私人的特务。

蒋介石对西安事变两主角张学良、杨虎城,恨杨尤甚于张。他起先一直认为杨是主谋,后经敢做敢当的张学良一再申明他是主谋,甚至说杨是受他之累,蒋氏《苏俄在中国》说:“此事最出人意料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九卷,第71页)虽然终于接受张是“主动”者,但仍要说杨首先提出劫持主张者。蒋恨杨,因杨于西安事变后并不乖乖地“悔祸”,还要嘴硬,还要揭蒋的疮疤。

张学良陪蒋回京后,立中“连环套”,被蒋背信强留下来。张学良1936年12月31日被军法大审后第二天(1937年元旦),西安人民游行向蒋介石抗议,杨虎城发表《告民众书》。在这篇《告民众书》里,显然在张学良被军法大审的气氛下,在西安人民的群情愤激下,杨虎城竭力在自制,在力持大体,肯定了西安事变的正确导向,肯定了蒋介石“对于我们的主张完全采纳了”,他对蒋自食不咎既往的诺言而军法大审张学良的事,避开不提,这样做,显然是留有余地,以便善后。

但是,在这种公开的《告民众书》以外,杨虎城对张学良的处境,并非避开不提,而是据理力争。他在致电表示“汉公亲送委座入都,蹈刑辟而若甘,示大义于天下,果有人心,能不感动!乃竟扣留汉公,纵兵西进”后,又在1月5日致电蒋介石明说:“此间情形,张副司令一日不归,即西北军民一日不安。”两天以后(1月7日),蒋介石回电,虽然保证说稍缓即为张学良“复权”,可是事实上,张学良的公权,却一连近六十年都没被恢复。杨虎城等人当年的疑虑,自非无因。这种疑虑的细节,在他们1月5日的“歌电”中,有详细说明。就在1月5日同一天,国民党发表黄埔嫡系的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同一天西安各救亡团体举行联合大会,要求释放张学良。到了2月5日,杨虎城等人发表《和平宣言》,再度拆穿国民党的无信与不识大体。在杨虎城等人“谨此宣言”之后十天(2月15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开会了,杨虎城、于学忠也做了“提议实行改组政府、收容各党各派人才、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办法,以求全国一致积极抗敌”的提案,但是三中全会却决议说:“不问其内容如何,惟既出以叛逆之行为及威胁之方式,显系托词造乱,实国法军纪所不容,应不予置理,以绝效尤。”——国民党显然蛮不讲理了,“不问其内容如何”,一律要蛮干到底了。

蒋介石蛮干的方式是彻底消灭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十七路军。东北军方面,他告诉东北军说:你们不要在陕西了,你们到江苏、安徽北边去,并把安徽省主席给你们挑。结果东北军开到了苏北皖北,除了以于学忠为江苏绥靖主任外,安徽省主席却食言而肥了。至于西北军方面,他告诉西北军说:你们也不要在陕西了,你们到甘肃去,并把甘肃省主席给你们挑。虽然如此,把杨虎城赶出国门,却在所必行。4月27日,杨虎城被迫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及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准备离开西安。6月16日,国民党发布了这样的命令:

兹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此令。

就这样的,在东北军“擒贼擒王”之后,西北军十七路军也“群龙失首”。杨虎城预定5月27日上午离开西安,消息传出,西安人民、十七路军部队、西安各救国团体、各学校师生,都拥到机场,去送别他,很多人流下眼泪。他到上海后,一些学生们还到终南山麓,采集了许多故乡花草,分别贴在几本纪念册上,写上热情的句子,远道送了给他,表示人民对他的怀念,他们似乎预感到:杨将军是很难再回来了!

杨虎城是6月29日出国的,出国后第八天,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他在11日电宋子文,说:“日寇进迫,国将不国,噩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以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祈转陈委座。”14日抵旧金山,接宋子文回电说:“以目前情况观之,请稍缓返国。”不让他回来。这天他在旧金山发表书面谈话,说:

我是一个革命军人,一个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强烈的信徒。参加革命已逾二十五年。我完全看透日本帝国主义一贯侵华的来历和动向。保卫国土是军人的职责,我一直是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这次卢沟桥事变,是危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我怎能置身事外、流连忘返?即拟兼程回国,请求任务,执行战斗,为国效死!

杨虎城在国外,前后三次致电蒋介石,请求让他共赴国难,但是蒋介石没有复电。杨虎城不得已,再电宋子文,宋子文回电说:“兹值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回国。”于是杨虎城不疑有他,就从欧洲转到香港。哪知11月26日,杨虎城的船刚刚靠到码头,特务头子戴笠就派特务蒋国光、谢瀛洲、杨彬、戴德“欢迎”,从此他身边就总有了带家伙的。四天以后(11月30日),他离港飞汉口,在汉口拜访老上司于右任,正准备吃饭,带家伙的过来说,蒋介石要在南昌见他,请他立刻成行。他饭也没吃,就赶到南昌,可是南昌不是南昌,而是虎穴,从此以后,他就被非法关起来了,一关就是十二年!这位国民党中首先倡导抗日的名将,一天抗日也不让他参与,而是像张学良一样“坐穿牢底”了!张杨都不能为抗日而抗日,注定要为抗日而坐牢。杨不但“坐穿牢底”,并且在国民党自大陆撤退前,还被非法加以残杀,残杀是秘密进行的,由于周养浩说话了,残杀的经过情形才大白于世。根据香港报刊登出的《访周养浩谈杨虎城之死》,是这样的:

周养浩先生是浙江江山县人,同国民党的特务首领戴笠、毛人凤分属同乡。也是由于戴笠的介绍,周养浩在1932年在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后,于1933年加入了国民党早年的特务组织——复兴社特务处。当时监督周养浩宣誓加入这特务组织的,就是现在还在台湾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唐纵。从那时起,到1949年被俘,周养浩为国民党干了十六年的特务工作。特别是在1949年。

1949年是国民党在大陆大撤退这一年,在大撤退时候,在各地都有大破坏与大屠杀,尤以在重庆、成都、昆明等西南地区为最。周养浩就在这时候“临危受命”,担任了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等职,执行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命令,其中包括了谋害杨虎城的案件。

本来到1946年,抗战既已胜利,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共产党方面,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等政治犯的要求,但是国民党阳奉阴违。杨虎城被自贵州息烽监狱移送到重庆杨家山,杨夫人不久不堪精神折磨而逝世。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曾下令释放政治犯,在重庆的杨森不敢做主,叫周养浩打长途电话给在上海的毛人凤。毛人凤也不敢做主,就去请示在溪口已是一介平民的蒋介石,但此一平民竟悍然不顾代总统释杨的命令。当李宗仁派飞机去接杨,特务们奉蒋命把杨转移到贵阳。杨本不肯转移,但由于信任周养浩,即由周陪往贵阳,杨氏秘书宋绮云、宋妻徐丽芳、幼子宋振中,以及两个副官阎继明和张醒民同行。杨虎城一行到贵阳后,住在黔灵山麒麟阁,这是1949年2月的事。到了这年8月,共产党攻下长沙,整个西南都动摇了,国民党安排大撤退,项目众多,其中之一,就是向杨虎城下毒手,展开“我倒霉,你也休想活”的大作业。毛人凤在重庆召开秘密会议,宣誓效忠蒋总裁,周养浩也在场。决定再命周把杨等骗回重庆,到中美合作所内松林坡“戴公祠”执行杀害任务。“戴公祠”顾名思义,是纪念戴笠的祠堂,祠堂是封建的玩意儿,为什么整天喊革命的国民党这样封建?其实它就是这么封建!“戴公祠”原是“中美合作所”中的豪华建筑,是戴笠专为蒋介石修建的,戴笠死后,就在里面设了灵牌,改叫“戴公祠”。这座“戴公祠”随着大陆丢掉而丢掉以后,国民党又在台北近郊观音山建了另一座“戴公祠”,另在芝山岩建了“雨农图书馆”、“雨声小学”、“戴雨农先生纪念馆”,据情报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他们还对戴笠“塑像设祀”呢!还以继承戴笠事业的“郑介民及毛人凤两故局长陪祀”呢!还以“军统局保密局情报局之革命先烈曾澈、吴赓恕、麻克敌、江志强、冯运修……配享”呢!“塑像设祀”也,“陪祀”也,“配享”也,这是全套孔庙的体制呢!这未免太“僭越”了吧?但是,想到明朝东厂人物为魏忠贤盖祠堂,也拟制于孔庙,倒真也见怪不怪了呢!

周养浩这次以蒋介石要接见杨虎城,然后飞往台湾为由,把杨骗回重庆。在特务队长张鹄的带引下,杨氏一行走进了“戴公祠”。张鹄说:

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拯中,双手捧着盛满他母亲杨夫人骨灰的箱子紧跟在后面。这一年,他才十七八岁,但是头发已经花白。这时早已监视着他们的刽子手杨进兴、熊祥等人,怕杨拯中有所反抗,所以决定分别在不同房间同时向他们下手。当杨拯中走上石级、步入正房的一间卧室时,杨进兴从后迅速以匕首刺入他的腰间,他惨叫了一声:“爸!”还来不及挣扎就倒了下来。这时走在前面的杨虎城已知有异,正想转回头来看一看,但是说时迟,那时快,经验丰富的刽子手已把刺刀刺进了他的腹部。杨虎城将军挣扎了几下,也倒了下来。

杨虎城父子被惨杀后,杨氏秘书宋绮云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到达时,也先后被匕首刺杀。两个小孩子虽跪地求饶,特务还是不放过,死于血泊之中。两个小孩是杨虎城的八岁小女儿,和秘书宋绮云夫妇的儿子(一说是女儿),不到十岁的宋振中,他们小小年纪,无辜惨死,最令人心痛。(参阅沈醉《军统内幕》,第223—239页)

杨虎城是9月6日(一说是17日)被已下了野的蒋介石命令特务残杀的,毛人凤还向杀人特务传示“蒋总裁将会论功行赏”。杨虎城被残杀后两个多月(11月30日),国民党丢掉了重庆,当然也丢掉了他们的“戴公祠”。重庆丢掉后的第二天(12月1日),从被俘的“戴公祠”附近十一名警卫口里,得到了一点线索,于是杨虎城的遗体就给挖掘了出来。因为脸上已被镪水烧烂了,无法辨认,乃找来旧西北军十七路军的一些干部来验尸,最后证明没错,于是这一血案的真相也就曝白于世。——世界真的知道了:西安事变的另一主角,就这样惨死了!杨虎城一代豪杰,因反对政治黑暗而参加革命;因参加革命而守死不变;因守死不变而为国民党稳住西北江山;因要求蒋介石抗日救国而家破人亡、长年坐牢后,又惨死刀下。他在青年时代,有一首诗自誓:

西北山高水又长,

男儿岂能老故乡?

黄河后浪推前浪,

跳上浪头干一场!

最后,他一世男儿,凶死他乡,在大干一场后,付出了永远偿还不完的血债。在蒋介石兵败山倒之时,仍不忘把他杀掉,把他十七岁小儿子杀掉,把他八岁小女儿杀掉,然后逃到台湾。如今,国民党在浪花尽处,已经离黄河日远,但是“戴公祠”的刀光血影、“戴公祠”的烛照香熏,却是人们愈来愈近的血祭。

蒋介石一共下野三次,每次都要杀大将以泄愤,第一次杀王天培,第二次杀邓演达,这第三次最凶恶,不仅杀大将,还要杀大将的子女、秘书夫妇以及副官们。由此可知,蒋介石固然是共产党名单中的第一号战犯,也是凡有良知者心目中的杀人犯、罪及无辜的杀人犯。

责任编辑:文尧木
来源: 《蒋介石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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