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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16年:大宋属国的“背叛”(3)

2014-11-03 01:28:00 作者: 秋原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国力相对弱小的高丽,一贯奉行利己主义、务实自保的外交方针。在目睹了金国崛起、接连灭辽和北宋的事实后,最终选择再次与南宋断交,向金国称臣纳贡。而经历了靖康之耻的南宋朝廷,仍旧一厢情愿地做着“凭借输出国家软实力便可对友邦施加政治影响”的美梦。

  其三,北宋向高丽提出希望重新联络女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左右,北宋就意图以山东登州为基地,重现一个多世纪前的海上贩马贸易通道。在这个计划里,大宋承认高丽对女真“代为羁縻”,作为交换,希望以高丽能充当马匹输入中原的中转站。高丽以国家安全为由,表示拒绝,私底下另有经济利益在作祟——宋与女真虽然官方往来隔绝百年,但经贸交流却一直未断。女真地出产的名贵皮草和北珠,在北宋被视为珍物,价值不菲。而高丽和辽国通过在中间的贸易中转,也可获利。如果让宋人与女真人直接联络,等于断了高丽的这条财路。

  由此可见,高丽虽然在文化上仰慕北宋,在经济和贸易上依赖北宋,在大宋君臣面前也表现出一副无比恭顺虔诚的属臣姿态,但只要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依然是奉行本国利益至上的原则。所谓“只要大宋一声令下,作为藩国的高丽就能乖乖执行甚或做出牺牲”,只不过是存留于北宋君臣头脑里的一种毫无根据的臆想。

  金国这个昔日的“盟友”,在灭辽之后,反过来把刀口对准了北宋。1125年,金朝借口北宋破坏海上盟约,南下攻宋,东京汴梁两次被围,终于在次年冬天被金人攻破。

  只会炫富的“肥猪”

  宋徽宗盛情款待李资谅的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也是辽国的天庆六年、金国的收国二年和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睿宗十一年。正应了“几家欢乐几家愁”这句俗话,各家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上一年年末,辽天祚帝兴举国之兵,亲征女真,其主力后被金军击溃,境内的女真人和渤海人趁机开始积极响应他们的完颜部同族,在辽东地区频繁发动叛乱。完颜部则转守为攻,阿骨打和他的堂兄弟们开始规划对辽东发动主动进攻。

  在朝鲜半岛中北部,千里长城上的高丽戍卒们发现,已经和他们在长城沿线对峙了十年的女真军队,在最近一两年里逐渐消失了——显然,他们被调去对辽国作战。就在高丽君臣庆幸北方边境的军事压力终于可以减弱时,这年四月,金国忽然派使臣前往王京开城,向高丽传达了金主阿骨打的意志:阿骨打毫不隐晦地奉劝高丽,不要采取任何形式去协助旧宗主辽国,趁早和金国建立君臣关系。高丽内部对阿骨打的言辞反应激烈,少数少壮武臣更将之视为对高丽故意施加的羞辱。

  可惜的是,周边政权发生这若干起大事,无论是宋徽宗还是童贯、蔡京这些近臣,一概懵懂不知。他们只知道现在是大宋和高丽外交关系的低谷期,高丽人忘恩负义,有愧于我大宋的恩典。

  其实如果站在高丽的立场上,对北宋“卑躬屈膝”也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事。

  高丽虽偏安于朝鲜半岛,但论起国祚,建国时间反而比北宋还早了四十年。这一点虽然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在器小易盈的高丽,也被看做是一种可以把北宋比下去的历史优势。

  高丽从建国伊始就强调其国家的民族独立正统,与后来的李氏朝鲜奉行看中国脸色的“事大主义”颇为不同。自后唐到元朝,高丽虽然先后做了多次属国,但一直强调其国家自决,无论对方是出于强迫(比如辽、金)还是怀柔(比如宋),高丽只是有限听取,而不愿全盘接受,更不会甘当马前卒。因此,到了近代北朝鲜政权建立后,金日成曾大力弘扬王氏高丽的独立自主,同时对李氏朝鲜的“事大主义”加以批判。

  再回到北宋初年,宋太宗发动雍熙北伐,结果被辽国打得大败,成了高丽人口中的笑柄。后来,辽军三次大举东征高丽,高丽险些亡国,其重臣徐熙前往汴梁,主动要求与北宋重建军事联盟。已然丧失斗志的宋太宗只用几句不咸不淡的官话,就把徐熙打发回去了,而北宋对高丽也毫无实际性的协助。高丽君臣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如此德行的上国,与我高丽又有何裨益?

  平心而论,说无益也不尽然。大宋的丰厚国力让高丽难望其项背。当年宋神宗推行的海上外交,就主打一个“富”字。公元1078年,北宋派出规模浩大的外交使团取海路前往高丽时,专门打造了两艘载重万石的神舟,满载珍玩宝器,准备赐予高丽。这些物品因数目繁杂,连做记录的礼册都要分为正、别、复三单。高丽上至国王、王族、下到一般臣僚,几乎人人有份。

  然北宋却只见“富”而不见“强”。在高丽君臣眼中,大宋不过就是一头只会炫富的肥猪罢了。说得再明白点,是个根本指望不上的花架子,连自己的失地都拿不回来,又谈何扶助属国?

  在公元十二世纪初金兴灭辽的时局当中,高丽恰恰是那个看得最清楚的明白人。十年前和女真的曷懒甸之战,虽然把高丽文宗辛苦积攒三十余载的家业几乎赔了个底掉,却让他第一个知道女真人崛起的势头,而辽人和宋人彼时还蒙在鼓里呢。

  北宋与高丽刚刚复交时,大儒曾巩正巧在明州做知州,负责迎送高丽使团。在《明州拟辞高丽送遗状》中,他这样写道:“窃以高丽于蛮夷中为通于文学,颇有知识,可以德怀,难以力服”。特别要说明的是,在北宋官场的政治派别中,曾巩属于支持海上外交的新党集团,不是持反对态度的旧党人士。他的言论代表了新党内部对高丽普遍怀有的看法:既肯定高丽好学怀德的积极意义,又依旧将其归入“蛮夷”之列,总之,不过是有文化有教养的蛮夷罢了。

  这种天朝大国的自豪和自负,在北宋高层和社会名流那里似乎与生俱来,他们认为只要谈一谈文化,赏一些书籍,赐一套宫廷雅乐,再加上必要的经济物质诱惑,就足以让藩邦俯首帖耳。显然,这个如意算盘打错了。李资谅返回高丽后,高丽睿宗君臣决定对北宋全面封锁有关女真完颜部实力发展情况、金辽战争进展等相关情报。这给北宋设想的联金策略制造了更加明显的麻烦。直到公元1117年,金国攻占辽东半岛,辽国汉人高药师举家乘船逃难,不料中途迷航,漂流到山东登州(今山东蓬莱)。这个人向北宋透露了辽金战争的最新进展。北宋这才派出使臣,以高药师为向导,再度泛海北上,终于在辽东和金军接上了头。

  海上之盟勉强成行,而此刻距离赵良嗣向宋徽宗献出联金攻辽之策,已过去两年有余。今时非同往日,金国早就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转而向辽发起战略进攻。他们虽然对北宋提出结盟的主张表示欢迎,但对大宋来说,显然已经错过了攫取最佳外交利益的时机。

  接下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公元1125年,金军生擒辽国末代皇帝耶律延禧,随即发动对北宋的征讨,并于1127年攻入汴梁。除宋徽宗第十一子赵构外,北宋皇室全部被金人俘虏。赵构南逃,于杭州建立南宋。而朝鲜半岛上的高丽,在目睹了金国崛起、接连灭辽和北宋的事实后,最终选择再次与南宋断交,向金国称臣纳贡。

  国力相对弱小的高丽,一贯奉行利己主义、务实自保的外交方针。而可悲的是,不仅徽宗不知道高丽对北宋的真实看法,就连经历了靖康之耻的南宋朝廷,也仍旧一厢情愿地做着“凭借输出国家软实力便可对友邦施加政治影响”的美梦。《宋史》有记,建炎元年(1127年),南宋派遣胡蠡、柳悦等人以国信使的身份,多次前往高丽,希望通过对方刺探金国情报,遭到拒绝;第二年,高宗赵构又让浙东路马步军都总管杨应城出面,商谈是否可以请高丽借道“迎回二帝”。这一次,杨应城不仅遭到高丽人的直接拒绝,还被对方毫不客气地羞辱了一顿:“二圣今在燕云,大朝虽尽纳土,未必可得,何不练兵与战?”

  是啊,与其寄望于“友邦”,何不练兵?

 

责任编辑:文尧木
来源: 中华遗产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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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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