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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日本战犯的奇迹是怎样创造的?

2014-11-17 14:37:07 作者: 胡新民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在辽宁抚顺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监区东侧,立着一座汉白玉碑:“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

这座汉白玉碑是由曾经关押在此的日本战犯,在释放归国多年后的1988年,共同发起捐建的。碑上雕刻的日中两国文字写道:

“我们在长达15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中,犯下了烧杀抢的滔天罪行。战败后,被关押在抚顺和太原战犯管理所,在那里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人民‘恨罪不恨人’的人道主义待遇,开始恢复人的良心,没想到根据宽大政策,一名也没有处死,全部释放回国,正当抚顺战犯管理所恢复原貌之际,在这里建碑表示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的诚意,刻下决不允许再发生侵略战争为和平与日中友好的誓言。”

昔日的罪犯为自己的罪行立碑忏悔,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

从1950年7月到1964年6月,中国改造日本战犯14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前人从未有过的博大胸怀,实践毛泽东关于“人是可以改造的”这一名言,给战犯们“以由坏人变好人的教育”,终于使上千名日本战犯中的绝大多数人弃恶从善,可谓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壮举。

从东京审判到沈阳审判和太原审判

二战结束后,依照《波茨坦公告》,战胜国分别对战败国战犯进行了审判,并成立了纽伦堡和东京两大国际军事法庭,对甲级战犯进行审判。

惩罚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的要求,最早是前苏联提出来的。1941年12月4日,即德国入侵苏联的五个多月后,苏联政府就发表了由斯大林签署的宣言,宣布,战争获胜后,应给予希特勒等战争罪犯以应得的惩罚。1942年1月,波兰、挪威等国也签署了一个宣言,确定要惩办战犯。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2年10月12日的演说中表达了同样的要求。1943年夏天,联合国战争犯罪委员会在伦敦成立。这种惩治战犯的决心其后也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中得以完全体现。

从1945年9月11日起到这年年底,根据麦克阿瑟发布的逮捕令,以美军为首的盟军在东京分四批逮捕了118名日本甲级战犯嫌疑犯。1946年1月19日,麦克阿瑟签署并颁布了“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即东京法庭)的命令。第一批受审的被告是以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甲级战犯嫌疑犯。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庭,历时两年又七个月,开庭818次,出示证据4336件,出庭证人419人,判决书长达1213页。1948年11月12日,东京法庭判处东条英机等7人死刑;分别判处其他18人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开始被审的28名嫌犯中,在审理期间,有两名因病死亡,一名因严重的精神病免于起诉,因此只有25名受到审判。被科刑者刑期最短的是重光葵,只有七年。值得一提的是,重光葵曾在1945年9月2日以日本外务大臣的身份代表日本政府在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上签署了日本投降书。他于1950年即被释放,1954年底又成了日本的外务大臣。

东京审判尽管在反对侵略,伸张正义方面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最终仅仅只对日本极少数甲级战犯进行了极不彻底的审判,也留下了不小的遗憾。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从1946年底起,随着美苏冷战对峙的加剧,加之中国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连连失败,国民党政府已失去充当美国反苏堡垒的能力,美国便把过去的“惩日方针”改变为“扶日方针,使大多数的日本战犯都逃避了应得的惩罚。最典型例子的是对日本天皇的免于起诉和对日本七三一部队战犯的免于起诉。英国著名研究日本史的学者肯尼斯.G.韩歇尔,在其作为大学入门书的《日本小史》中指出:尽管“1945年6月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77%的美国人要裕仁受严厉惩罚,而同年9月18日,参议院提出一项共同决议案,宣布裕仁应以战犯身份受审。其他盟国的许多领导人物,诸如新西兰总理以及澳大利亚、苏联、荷兰、中国领导人,也都认为裕仁应该受审。”但是,“裕仁的伟大救星是麦克阿瑟。他们在9月底私下见面,而裕仁在麦帅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之间似乎彼此有强烈好感,尤其,他们都厌恶共产主义。麦帅感觉保留裕仁本人,而不光只是保留天皇制,将是防范混乱与共产主义的最有效的安全手段。”(见该书第188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0年)“免于受审的人之中有七三一部队人员,他们曾对非军人与战俘进行了许多次生化战争实验。美国人为了获得这些实验的科学资料,答应七三一部队人员不把他们绳之以法,并绝口不谈有关七三一部队的事”(见该书第187页)。1948年底,麦克阿干脆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收场。因此,被关押的岸信介,即安倍晋三的外祖父,等19名甲级战犯嫌疑犯被驻日盟军总部全部免于起诉并释放。其他被判刑的战犯,其中一些陆续得到了释放。到1958年4月,所有在押战犯,不管是否到期,全部得到了赦免。这些人日后都成为了日本右翼的骨干力量。由于东京审判对日本军国主义清算极不彻底,不但为亚洲和平,也为世界和平留下了诸多隐患。

历史表明,这种隐患造成的恶果很快就有了展现。日本的现行宪法,即著名的“和平宪法”,实行于1947年。岸信介被释放后,立即就开始为“修改宪法,健全作为独立国家的体制”而奔走呼号。1957年,岸信介出任日本首相,继续推行修宪,提出“为了自卫,即使现行宪法下也允许拥有核武器。”无须讳言,日本政府的这股邪气是与美国当年一味只顾自己私利的做法密切相关的。

在美国的影响下,除了东京法庭外,在日本的其他城市以及在其他国家(包括当时南京政府的中国)设置的各种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的审判最后也大都草草收场。尽管约有5700名日本战犯被判刑,但只有920人被判死刑,在狱中的大多数后来也都被麦克阿瑟赦免了。实际上,虽然参与东京审判的法官来自于11个战胜国,但决定权却在麦克阿瑟一人手中。当年的美国最高法院推事史密斯就说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不是真正的国际法庭,那是麦克阿瑟个人的法庭。”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日本东京法庭受审的日本战犯,无一认罪;被中国南京法庭判处死刑的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等人,在刑场上仍高呼军国主义口号;在菲律宾马尼拉被判处死刑的山下奉文等人,否认了所有的指控……。而在新中国,所有日本战犯,无论是上了法庭受审的还是没有上法庭而宣布宽大释放的,无一不表示认罪服法。这在世界司法史上无疑是独一无二的。

几乎就在美国陆续释放日本战犯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后来的新中国政府先后收押了一批日本战犯,这些人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日本战败投降后,一部分滞留中国的侵华日军直接参加了阎锡山的国民党部队,继续与中国人民对抗,最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逮捕。这部分日本战犯共140人,被关押在山西省太原战犯管理所。其二,苏联于1950年7月将在中国犯有罪行的日本战犯共969人移交给中国,他们被关押在辽宁省抚顺战犯管理所。之后,这些日本战犯都接受了6至14年的改造。

1956年,鉴于1062名日本战犯(共关押1109人,关押期间死亡47人)在关押期间接受的人道主义教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他们对自己的罪行已有不同程度的悔改,中国政府决定仅对部分犯有严重罪行的战犯进行起诉,对次要和一般战犯不予起诉,宽大处理。

1956年6月至7月,根据1956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和太原两地开庭审判45名日本战犯。

这次判决对日本战犯是十分宽大的,一个不杀,但是做出这些判决是十分郑重的,罪行的清算也是十分深刻的,全部被告认罪服法,无一提出上诉。不少被告在法庭上抱头痛哭,跪倒在地,请求法庭严惩自己的罪行,甚至要求处死自己。这后来被国际史学界称为“抚顺奇迹”。

“文看武部,武看藤田”

从苏联移交给中国的969名日本战犯,于1950年7月15日从苏联出发,18日进入中国,然后换乘中国方面准备的火车,于21日到达抚顺战犯管理所。自从进入中国后,他们立即感受到了和在苏联完全不同的待遇:他们乘坐的火车由闷罐车变成了绿色的客车,医务人员在车厢主动巡诊,吃的都是细粮。原来,抚顺管理所事先便根据中共中央“三个保障”的指示,及时完成了各个方面的准备。“三个保障”指的是“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保障生活条件,保障身体健康”。

但是,这批战犯到达管理所的第二天,就引发了一次风波。

引发风波出自于监房墙上张贴的“监房规则”,其落款是“战犯管制所”。当时,这批战犯都不承认自己是战犯,只是战俘。因为战犯面临的是审判,而战俘不过是遣返而已。他们骚动起来,狂怒起来,有的干脆就把告示撕下来,扯碎。一位官阶最高的中将则发出通牒:“我和我的部下不是战犯,而是战俘”,“必须无条件释放!”

这位中将叫藤田茂。这批战犯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文看武部,武看藤田”。“武部”指的是“武部六藏”,“藤田”指的是“藤田茂”。武部六藏曾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藤田茂被俘前官至日本陆军中将,最后的职务是日军第59师团师团长。在这批战犯中,他们两个分别是文官武职最高者,而且这批战犯中有300多人曾经是藤田茂的部下。因此,从西伯利亚收容所到抚顺管理所,他俩一直是战犯公认的领袖级人物。

抚顺战犯管理所1964年总结的《对日本战犯中将藤田茂德教育改造经过》中,这样描述了他的出场:“身穿将校服,头戴战斗帽,撅着仁丹胡,佩戴中将军衔领章,威严傲慢地走进战犯管理所,并公开向我们表示:‘我是日本军人,为天皇服务是日本军人的天职。’”

责任编辑:齐鲁青
来源: 《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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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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