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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与文革真相使法国思想界从“左”转“右”(6)

2015-01-12 23:48:33 作者: 倪玉珍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到1970年代中期,法国思想界的风潮却发生了急遽转向。1974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法文版面世。该书对斯大林的独裁统治、共产主义集中营的恐怖生活的描写震惊了法国舆论界和知识界。与些同时,一系列国际事件,如中国“文革”的结束和“四人帮”的被捕、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大屠杀的被披露,也使得共产主义的美妙前景受到了彻底质疑。革命的理想幻灭了。

对1789年以来法国左派的革命政治传统的反思,使傅勒等左翼知识分子厌恶激进政治,转向自由主义。不过,也有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在抛弃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后,转向法国传统的社会主义。当自由派的大本营雷蒙·阿隆中心的学者们致力于回归法国19世纪上半叶的自由主义传统,强调“重新发现”托克维尔、贡斯当、基佐等人时,一些温和左翼知识分子则强调“重新发现”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自1970年代末起,法国学界出现了“重新发现”皮埃尔·勒鲁的呼声。勒鲁是19世纪上半叶的圣西门派社会主义者,他努力调和圣西门主义和共和主义,被誉为法国“共和社会主义”的先驱。《世界报》(LeMonde)曾于1980年用一整版发表了题为《皮埃尔·勒鲁,理解19世纪的一把钥匙》的文章,而在知识界颇有影响力的杂志《精神》则于1981年5月刊文指出,勒鲁的社会主义思想长期以来被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遮蔽,法国学界有必要思考: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思想家,竟然长期以来被完全拒斥于法国的思想记忆之外?此后,关于勒鲁的研究开始升温,他的一些重要著作也相继得以再版。

为什么法国学界会出现对勒鲁的研究热?这并不完全是出于左右翼学者的意识形态之争。在共产主义信念普遍幻灭和激进左派政治退却之后,由于缺乏可以替代它们的思想和政治解决方案,法国社会的“资本主义之弊”日益显现。这正是著名历史学家阿居隆所觉察到并感到忧虑的情形。阿居隆在1997年出版的勒鲁文选——《法国社会主义失落的源头》的前言中指出:一个“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竞争的,以生产为本位的社会”,并不足以让人们生活得幸福。因而有必要从勒鲁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中汲取精神资源,以便能够兼顾“社会”与“个人”的价值,兼顾贫穷者、被遗弃者与社会竞争中的佼佼者。

曾经在法国主持译介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并与勒福尔和戈谢共同创办过《自由》杂志的阿邦苏尔则从另一个角度强调勒鲁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阿邦苏尔认为,傅勒等人对极权主义的反思使他们拒斥“乌托邦”,把它视为“极权主义的发源地”,这其实是无视乌托邦思想内部的多样性,以及乌托邦思想所具有的自我批判精神,阿邦苏尔举勒鲁为例,认为他就对圣西门派的有极权主义倾向的乌托邦思想作了很好的批判和超越。阿邦苏尔强调说,在现代社会中,民主与乌托邦是不可分的,当民主缺乏乌托邦时,就会变质。民主真正的内涵,即“人的解放”,就会被遗忘。

尽管有明显的分歧甚至是激烈的笔战,法国的温和左翼与自由派知识分子并没有走向二元对立。前者并未否定自由、民主、人权这些基本价值,而后者也对没有了“乌托邦”的民主可能出现的问题有着充分的警觉。傅勒在其批判共产主义的著作《幻想的逝去——论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观念》中,已经表达了对没有“乌托邦”的民主的忧虑:“在20世纪的终点,没有了上帝,我们看到了被奉若神明的历史的根基正在动摇。”“历史已经成了一个隧道,我们走进去,里面一片漆黑,我们不知道行动将把我们带向何处,对我们的命运也没有把握。”民主是否需要一个乌托邦,以便缓和“资产者和资本”可能带来的弊病,并使一个真正的政治共同体得以维系?在傅勒之后,自由派将继续思考这个问题。

经历了从共产主义信念幻灭到重新寻求信仰的精神磨砺之后,法国知识分子似乎变得不那么好斗和“政治化”了。法国传统的预言家式知识分子让位给了学者,后者保持着与政治的必要距离,仅仅在他们熟悉的专业领域进行政治介入。更多持不同政治立场的学者开始不再囿于二元对抗的斗争思维,愿意从主义之争进入对问题的细致探讨,与政见不同于自己的学者展开思想对话。1979年6月萨特和阿隆的象征性和解,预示了法国思想界1980年代之后“左”与“右”之间对峙的缓和。在“反极权主义”论战中获胜的自由派,努力淡化意识形态分歧并争取温和左翼知识分子。自由派于1978年3月创办杂志《评论》、于1980年创办杂志《争鸣》,都意在营造一个让中间派知识分子进行思想对话的空间。正如皮埃尔·诺拉在《争鸣》中所说的,这份杂志将“向所有人开放”,除了“任何形式的知识分子恐怖主义”以外。

从表面上看,预言家式知识分子在法国的退场,法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保持的距离,似乎使知识分子的地位边缘化了。不过,如果以被自由派“重新发现”的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基佐对“政治”的理解来看,似乎可以说,法国知识分子正是在逐渐从极左向中道靠拢的过程中,习得了政治的智慧。

分寸感、预见性、注意到社会中并存的各种不同的利益,考虑到彼此既结合又斗争的相反的原则,对这部分人和那部分人都给予他们自己的一份并只给他们那一份,及时地停下来,作适当的妥协,为了明天而对今天作些牺牲,这是智慧,这是灵活性,这是政治上的必要;这本身就是政治。上帝在民族悠久的命运方面,也像在个人短暂的经历方面一样,只凭这些条件给予他们以政治的成功。

责任编辑:旺旺
来源: 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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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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