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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说官场:反对官本,提倡民本

2015-07-30 12:47:53 作者: 郭新庆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柳宗元主张“官为民役”。他说:官吏是百姓的仆役,而不是役使百姓的人。可官吏拿了俸禄,却不为老百姓办事。他打比方说,你家雇了佣人,他拿钱不干事,还偷你的东西,你不但不能表示愤怒,也还不能惩罚辞退他,这什么道理?

柳宗元雕塑

  柳宗元《天爵论》批驳封建官本位

  官场是封建等级制的产物,而等级制和天命论一样都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支柱,也是构成皇权政治制度的链条。所谓君臣父子,上智下愚,所有封建礼教,都是由此引发和生成的。柳宗元反对封建等级制,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反封建,反对门阀制,一是反对官本位,主张官为民役。等级制的核心是一个“官”字。古代“官”字分两个部分,上面是一宝盖,像屋顶相连的大房子,下面是土堆的本字。房子覆盖的是土。两部分合起来代表治理众人。“官者管也”,他们是替君王治理百姓的人。这就是官吏的来源。

  柳宗元《天爵论》公然批驳封建官本位的虚伪本质。这里说的爵,其本意是指上古一种三足两柱﹑仿雀形的酒具,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后来用它作礼器。爵在古代是至尊之物,天子分封诸侯时用爵赏赐诸侯,爵就成了一种身分和地位的象征,即权势﹑官位﹑等级。爵古是分等级的,有公﹑候﹑伯﹑子﹑男五等。战国时买卖官爵盛行,而且不是什么丢脸的事。从而演生出天爵说,孟子说:有天爵,有人爵。仁义忠信是天爵;公卿大夫是人爵。天爵是自然的爵位,人爵是社会的爵位。人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官爵。人为了当官修天爵,讲仁义忠信;而一旦当了官,仁义忠信就不见了。

  柳宗元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天爵不在乎仁义忠信,而在于明与志。他解释说:志是刚健之气,明是纯粹之气。仁义忠信靠明来辨察,靠志来获取。柳宗元认为,天爵本来就不是什么自有的东西,这就把为官的遮羞布撕掉了。孟子时,有人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认为:尧舜之道就是孝弟。他说:只要穿尧的衣服,说尧说的话,行尧做的事,便是尧了。而柳宗元却说:孔子去掉明和志,就成了一庸夫;而把志和明授给庸人,庸人就变成了圣人。人无贵贱,皆可为圣贤。这样非圣侮贤的话,翻遍史书也觅不见。

  古时读书人讲安贫守道,而《左传》说孔子认为“守道不如守官”。柳宗元认为这是误传。他坚守为官以道,非道不为,这在当时官场是很难做到的,也很少看到为官者说这样的话。柳宗元曾和岳父杨凭论说举荐贤才的事,柳宗元认为人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可了解人才难,举荐人才难,辨认人才更难。他例举了四种人:一是有才而耻于向别人说的,这是上等人才;二是有才而乐于向别人说的,这就差点;三是没有才能而善于自我吹嘘的,这是祸国殃民的家伙,贼也;第四种是没有才能也不说,可看着好象有才能似的,实际是土块木头。可这种人却受人欢迎,被认为是“长者”,授重臣,享厚禄,位列三公。其实这是在说那些靠门阀作官的庸类。柳宗元说:人们往往说老实愚笨的人没有害处,这在乡村称那些平常人为“长者”还可以。可让这些人去做官,尤其是做高官,如同把一些泥塑木雕一类的东西摆放在朝堂上,给他们穿上礼服,配给仆从护卫在他们身边奔走,怎么能靠这些人去解救百姓的苦难呢?这样的人地位愈高对社会的影响愈坏。圣人之道不能有益于社会,都是用人不当造成的。

  柳宗元 “官为民役”的民本思想

  柳宗元在永州作《送薛存义序》,论述民本思想。《送薛存义序》和《封建论》如鸟的两个翅膀,它代表了柳宗元政治主张的主要想法。为民是官之本,反封建(藩镇)是政之本,两者相辅相行,才会天下太平,民众安康。民本思想原本出之统治者中的有识之士,本义是为统治者利益着想,这比“贱民”、“轻民”对百姓有利,其思想在历史上有积极进步的作用。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周公。周公在扶佐周武王东征灭商时,亲历商奴隶前线倒戈的场景。他感到天命无常,进而认识到“保民”才能“享天命”。孟子也主民本说,他有不少这样的话。而后世统治者和官吏却连这点装样子的话都不放在心上,他们与民为仇,与百姓为敌,无休止的役使民众。

  柳宗元与之针锋相对,主张“官为民役”。他说:官吏是百姓的仆役,而不是役使百姓的人。老百姓用地里十分之一的物产雇佣你来管理,你理应尽职尽责。可官吏拿了俸禄,却不为老百姓办事,现在天下到处都这样。如此待民,这与理不合。他打比方说,你家雇了佣人,他拿钱不干事,还偷你的东西,你不但不能表示愤怒,也还不能惩罚辞退他,这什么道理?柳宗元认为这是“势不同”。这里的“势”有两层含意。一是与《封建论》所说的“势”相同,即世道使然。这个世道让“官为民役”的道理背逆了。二是为官者是权势﹑地位的象征,自然不会讲什么“官为民役”的道理。

  柳宗元年青时就信奉官为民役的思想,他说,官吏是老百姓雇佣的仆人,吃用靠百姓,理所当然就应回报他们。在永州,柳宗元曾与交好的饶州刺史元洪论说赋税的弊病。当时富人通过贿赂官吏隐瞒田产少纳税,赋税都转嫁到穷苦无告的百姓身上,底层人民已到了破产困饿死亡的地步。为此,富者税益少,贫者只能到地里捡拾漏掉的麦粒交税。柳宗元主张抑富免贫,平均赋税,可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是根本行不通的事。

  《柳集》有《吏商》篇。所谓吏商,是指掌管国家贸易买卖的官吏和当官经商的人。汉代盐铁专卖,唐宋时也是这样。由于官家定的盐价高,老百姓都买贱的私盐吃,或者只能喝淡盐汤。官吏借势经商是当时的社会常态。柳宗元说:“吏而商也,污吏之为商,不若廉吏之商,其为利也薄。”其实,商人重利,吏商更是如此。为官与利相系,何廉之有,更无廉吏可说。柳宗元说:“君子谋道不谋富。孟子好道而无情,其功缓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他想劝说吏商“君子谋道不谋富”,这如同让水火相容。柳宗元想救民出水火,这本是正理,可当政者谁会听他的?

  由门阀士族把持唐代官场

  唐代官场当时仍是由门阀士族主导的,一般人很难挤进去,当时大多数读书人都是靠投门托情,投机钻营来求官取利的。为求官阿谀权势,以至卑躬屈膝,时人也不为耻。读书人上书权贵,献文献诗显白取媚,蔚然成风。这股靠门第做官之风起于魏、晋、南北朝。当时社会门阀势力风行,人们靠祖先的功勋得官取利。魏文帝曹丕行九品中正制,把人分为九等,作为选任官吏的依据。由于做官的都是世族豪门,自然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魏晋时修家谱成风。

  到唐代士族地主虽日见衰败,可讲门阀、修家谱之风仍很盛行。有些人为了抬高身分故意伪造世系给自己套些阔祖宗来,就连最高统治者皇帝也是这样。李唐冒称陇西望族,编造瞎话说自己是道家始祖李耳的后代。唐代有个叫郑仁表的人,靠文章和门阀做过起居郎,这是编修皇帝起居言行录的官,他以门阀文章自高,作诗说:“文章世上争开路,阀阅山东拄破天。”诗里的阀阅是指世家门第,当时的世宦门前都立有表功绩的牌坊柱子。郑仁表荥(yíng)阳人,山东大姓,说他家门前的柱子可以捅破天。足见门阀世族在当时社会的影响和气势。

  永贞革新时,旧派老臣之所以反对王叔文,一个重要原因是王叔文出身寒门,又是靠棋艺和书法得宠的。唐代轻视艺人。《新唐书•阎让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次,太宗与侍臣泛舟春苑池,见有异鸟随水波飞跃,一时兴起,让侍臣赋诗,召著名画家阎立本作画。阎立本官已至主爵郎中,这是掌管封爵的官。可身为画师,他又只能趴伏在池边,研弄丹粉。望着坐在舟上的人,他羞愧的直流汗。回到家,阎立本对儿子说:我少年读书,文辞不比谁差,只因以画出名,就遭此轻贱,你不要学为父染习它。唐太宗曾对宰相房玄龄说:工商、杂色之流,可厚给财物,不能超授官职,也不可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可见对艺人多么轻视。

  《颜氏家训•勉学篇》曾对门阀子弟有很精彩的描述:说没有学问的贵族子弟,穿着豪华,像女人一样打扮。涂脂抹粉,驾长檐马车,穿高跟木鞋。科举考试时,偷看别人的答卷,找人代作诗赋。他们在众人前洗脚,撒尿;还任意到别人家里,调戏妇女;纵恣淫欲。柳宗元说世族无能,像朽木粪墙,一遭丧乱,便转死沟壑,随风而靡,他们沿袭的虚名也就丧失了。

  唐时日本有大量留学生、僧人和遣唐使在中国学习,木屐和宽衣大袖也被他们当成时尚带回日本去了。其实这种装扮,始于魏晋。当时人服食丹药后,往往变得暴躁狂傲。为了避风擦伤皮肤,崇尚宽衣绶带;又为轻便透凉,不穿布鞋改着木屐。后来读书人习之成了一种时尚。因服丹药不能常换衣服,身上长满虱子。《初学记》说;王猛隐居山中,与人“说当代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说这是洒脱,其实是一种病态。柳宗元《永州马退山茅亭记》记述东晋谢灵运常穿带齿的木鞋登山的事。宋代叶紹翁《游园不值》诗是大家熟悉的,诗说:“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屝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从诗里看,穿木鞋出游在宋代也很流行。据《魏书》记载,当时门第之见在亲属之间也泾渭分明。同堂兄弟,因婚亲贵贱不同,便有世家大族与普通庶族的区分。为了维持族姓贵贱的恒久不变,当时的士庶间禁止通婚。门望较下的人家,以与望族结婚为莫大的荣幸。

  门阀制自魏晋至隋唐绵历数百年,说到底是家天下维护自己统治歧视读书人的行为。柳宗元后来在谈到他刚进入官场时的情景说:他做蓝田县尉时,每天早晚在大官的堂下奔走,与差役没什么区别。官署里尽是些俗吏,不是谈做买卖,就是说经商亏赢。大家都在做生意。李翱,韩愈的侄婿,也是韩门大弟子,他作文说官吏经商和酿酒赢利。行状,是一种文体的名称,专为记述死者生平行事而作的文章,一般由门生、故吏代笔。李翱《百官行状奏》批评说:“今之作行状者,……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其污秽溢于言表。

  唐代承袭隋朝开科举取士的制度,这应是对门阀世族是一个挑战,可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我们查看史料,当时寒门读书求科举是在缝隙里挣扎,真正能走出来的没有多少人。许多人连考了十几年,也没中进;这中间一半人头发都白了;大多数人一辈子也没能考中过。柳宗元二十五岁时说:他在京师九年,考中进士的只有二百六十人。也就是说每年不足三十人。而大量的官吏不是靠科举得到的。那时科举之外,还有很多为官的途经,可都是要靠裙带关系和祖上功德来求取的。

  柳宗元《梓人传》说的“胥吏”,也就是官府里办理文书的一类官吏,郡守等地方官是可随意任用的。玄宗时的国子祭酒(相当教育部长)杨玚说,每年凭关系等途经为官的有二千多人,比明经、进士取仕多十余倍。柳宗元曾写文章直言科举之弊,要求变易它。他自己科举顺利,却反对科举,这显然不是出于私利。这样的胆识,唐朝没有第二人,后世也少见。柳宗元这是在捅官场的马蜂窝。所以到了清代乾隆时,纂修《四库全书》的程晋芳还在《摭言后序》里为这事非难柳宗元。

  柳宗元对官场的批判

  《柳集》有一篇《宋清传》,是借商人来说官场的,很耐人品味。文中的宋清是一药商,他取利有道,每以优价进善药。不但京城的郎中用他的药配方,有病的人也都向他求药。他对京官不管升迁谪贬,都笑卖迎送。有贫士请药,他常多赊折。遇人有急难,常倾财救之。他为此得“远利”、“大利”。柳宗元说:宋清是商人,不以逐利为道,而那些居朝廷﹑居官府﹑居学堂﹑居乡里的士大夫,却争利于市,太可悲了!柳宗元慨叹没有宋清这样的人与之交往。做官为了求利,把官场当市场来经营,用做买卖的手段结交朋友这是当时习以为常的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有这样一个故事,廉颇失势时,食客纷纷离去,后再为将,又都回来了。廉颇很生气,命令门客都退去,可门客却说:“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说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旧时官场,得势,车水马龙;失势,门可罗雀。这是那个社会的常态。

  柳宗元曾受托作过壁记。什么是壁记,就是古时嵌在墙上的碑记。打个通俗的比方,如同当今政府行政大厅的官员和机构的公示板。当时朝廷百司都有壁记,记官秩创置始末和前政履历,既有激励后进,又有一种监督警示的意味。所谓官秩,是指官爵与俸禄。说白了,这是告诉你,想享用什么样的俸禄,就得尽什么样的职责。古时官吏靠俸禄吃饭,看重官秩是很自然的事。可又没多少人会真正照此去做。唐代官场宴饮盛行,每有酬应会宴,必有官妓侍候。杜牧有诗说:“嘉宾能啸咏,官妓巧妆梳。”这是当时官场的常态,正如柳宗元所说:“今京师百官,咸有斯制。”这是说大家都这样。据柳文记载,当时各级衙署都留有“余财”作为“食本”,京畿小县月有宴饮,以“获僚友之乐”;重镇千人盛宴更屡见不鲜。柳宗元《岭南节度使飨军堂记》有记载,说筵宴当日,旗幡林立,鼓乐不绝;歌伎兴舞,飞腾幻怪。数以千计的人仰视就列入席。这是被当时的场面和气势镇住了。山珍海味,飞禽走兽,美酒佳肴,尽人享用。其“煌煌盛典,照耀一时”。这与百姓困饿而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柳宗元《舜禹之事》竟敢指着皇帝的脑袋说禅让事,并直言告诫说,你要保住皇位,就得利民抚民,让百姓归顺。写这一文章背后的原因到底有什么所指,我们已无从查考。但让人联想宪宗轼父篡位又很自然。书生不畏死真让人钦佩。

  下一讲我们介绍柳宗元的佛学思想,欢迎收看。

责任编辑:文尧木
来源: 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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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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