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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道藩:为情所累的艺术政治家

2015-08-17 12:23:48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在之后的时间里,蒋碧薇把自己一生的恋情写入了50万字的《蒋碧薇回忆录》中。她与徐悲鸿的婚姻维持二十多年,与张道藩的恋情则长达四十多载,最后都以悲剧收场。

张道藩与蒋碧薇张道藩与蒋碧薇

张道藩说:“我生平为了文艺,在极困难的时候,只好自己站出来打前锋。俗语说:出头的椽子先烂,这当然是一种牺牲。但做革命的文艺工作,总要有人肯牺牲——— 即使入地狱,只要能对国家民族有利,我也要把地狱看成天堂。”

谈起张道藩,人们马上会联想到蒋碧薇、徐悲鸿、孙多慈等名人。蒋碧薇十三岁那年由父亲做主定下亲事,但几年后,徐悲鸿却闯入了她的生活。其后,一心想挣脱封建思想束缚的蒋碧薇随徐悲鸿一起私奔日本东京,然后又同赴巴黎留学。1922年,在德国柏林,他们认识了青年画家张道藩(1897- 1968)。徐悲鸿回国后,蒋碧薇还留在巴黎,和张道藩等经常在一起聊天、跳舞,张对蒋殷勤有加。1926年2月,张道藩在一封长信中正式表达其对蒋的爱意,蒋予以回绝。此后,张道藩和法国姑娘素珊(中文名郭淑媛)结婚。1930年,张、蒋、徐三人又一次在国内相逢。徐悲鸿当时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而张道藩已当上了南京市政府主任秘书。之后徐悲鸿移情别恋爱上他的学生孙多慈,1945年,徐悲鸿登报声明与蒋碧薇离婚,并在次年与廖静文喜结良缘。蒋碧薇从此成为张道藩的情妇。素珊在得知真情之后,多次要求张与蒋断绝关系,但张道藩却不予理睬。1958年张、蒋关系走到尽头,1960年底,张道藩与妻子破镜重圆。在之后的时间里,蒋碧薇把自己一生的恋情写入了50万字的《蒋碧薇回忆录》中。她与徐悲鸿的婚姻维持二十多年,与张道藩的恋情则长达四十多载,最后都以悲剧收场。

创设“文奖会”,要求政府善待作家

张道藩一生官衔太多,曾连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并任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在党务、行政、教育、文化等领域都曾担任要职。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说:“我若去了,不要把一些官衔刻在我的墓前,我只希望在一块石头上刻上‘ 中华民国文艺斗士张道藩’几个字,便心满意足了……”

1949年1月以后,大陆局势逆转,4月下旬张道藩从上海飞往广州。后来在某次中央常会中,提议裁撤“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简称“文运会”),将原有业务归并到中央宣传部,结束这个在他手中创设、已有八年多的“文运会”。12月底,中国广播公司在台北改组,他当选为董事长,直到1954年5月卸任。

1950年春,张道藩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创设“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简称“文奖会”),奖助富有时代性的文艺创作,直到1957年7月结束。在七年多里,奖助作家超过千人,对台湾上世纪50年代文艺思潮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年5月4日,又成立“中国文艺协会”。先后设置了小说、诗歌、散文、音乐、美术、话剧、电影、戏曲、摄影、舞蹈、文艺论评、民俗文艺、新闻文艺、广播电视文艺、国外文艺工作、文艺翻译、大陆文艺工作、文艺研究发展等十八个委员会。他重视青年的文艺教育,他指出文艺最可贵者在创新,创新的希望在青年,他在《我对文艺工作的体认和期望》中说:“为了整个文学的前途,文艺事业必须后继有人……不是要青年向我们看齐,照着已有的老样子摹写,而是要我们看青年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是否有新颖的独特的地方,依循他们才性之所近,来引导他们不断进步,发展他们的创造力”。同年8月,“文协”和教育厅合办暑期青年文艺研习会。10月,“文协”成立小组,义务为文艺青年批改习作,而他接任《中华日报》董事长,更增辟中学生周刊,约作家50人为中学生修改作品。“青年重要。”他总是这么说。

作家王鼎钧特别提到青年小说家冯冯的例子。冯冯当时写了一部自传体小说《微曦》,长度超过100万字,起初,他把这部小说送到《中央日报》副刊,据形容,冯冯把稿子装在面粉口袋里扛在肩上。《中央日报》副刊版面无法容纳,劝他精简成20万字,冯冯当然舍不得。1964年4月,《微曦》由皇冠出版社出版。嘉新水泥公司捐款成立文化基金会,设置文艺奖金,冯冯把《微曦》送去。冯冯出身军旅,刻苦自修,风度甜美可亲,引起董事长王云五的关注。云老特别请张道藩负责审查《微曦》,那时张道藩已68岁,连年抱病,仍然花了一星期时间,把这部超级长篇一个字一个字读完,还写了5000字的“概略”,以便思考衡量,他给《微曦》很高的评价,冯冯得到最高奖金。这一年,冯冯27岁。冯冯后来当选“十大杰出青年”。他的成名,跟张道藩的肯定有相当大的关系。

王鼎钧又说:“台湾在五○年代号称恐怖时期,政府对文艺作家百般猜疑,而作家多半以对现实政治离心为高,两者互为因果。道公实在不愿意听到某某作家被传讯了、某某作家被拘捕了,他曾多次要求政府善待作家,委委婉婉见诸文字:‘不要计较他们的小节,待之以朋友,爱之如兄弟,引导他们的趋向,发挥他们的天才,激励他们的志气,替国家社会多多效力。’他也非常希望作家换一个眼光看现实政治,有时见诸文字:‘在文艺的世界里,能够解脱现实的束缚,追求理想的自由,以智慧代替权力,以和谐消融矛盾,以喜乐化除痛苦,以博大的爱心宽容偏狭的憎恨。’”

执掌“立法院”,质询吴国桢

1952年3月,张道藩继刘建群之后担任“立法院长”,迄1961年2月获准辞职为止,历时9年,这也是他一生当中政治生涯的最高峰。在院长任内,他尽心尽力,任劳任怨,充分发挥议长的功能,也表现了他巨细靡遗的行政干才。此外,他大公无私的清廉操守,更赢得全院同仁一致的赞扬。

1954年3月,吴国桢在美国提出批判政府的尖锐言论,被称为“吴国桢事件”。其实吴国桢一直都是蒋介石的宠臣,蒋下野后,吴国桢随蒋四处行动,作为他的幕僚,出谋划策,并在1949年8月1日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内任职。吴国桢对台湾政治有所动作,此亦种下了陈诚对吴不满的远因。国民政府迁台后,蒋为争取美国支持与经援,任命和美国有良好关系的吴国桢出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行政院政务委员。然而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改为全力支持国民政府并给予美援,吴国桢的地位也因此下降,与蒋经国和彭孟缉的特务系统也不断发生冲突。1950年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王哲甫无辜被捕,吴下令放人。台湾保安副司令彭孟缉执行蒋经国命令,坚不放人,先判死刑;由于吴的反对,经蒋介石出面,改判七年徒刑。吴国桢已完全无法再与蒋经国共事,蒋介石曾派黄伯度传话,许以“行政院长”之职,要吴好好与蒋经国合作,愿当院长兼省主席亦可。但吴一概拒绝,偕妻上日月潭,声言非准予辞职不下山。后来在下山时,吴的座车前轮与主轴联接的地方,疑似螺丝松动,是经人动过手脚,吴国桢几遭不测。1953年4月,吴国桢辞省主席职,同年5月24日,吴与妻子前往美国。

1954年1月,台湾传出吴国桢贪污套取巨额外汇的传闻,台湾报纸刊出《劝吴国桢从速回台湾》社论。同年2月9日吴国桢在台湾各大报刊登启事驳斥谣言:“此次来美,曾经由‘行政院长’陈院长批准,以私人所有台币向台湾银行购买美金五千元,作为旅费,此外未由政府或政府中之任何人员批准拨给分文公款,……为国服务三十余年,平生自爱,未曾贪污,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若尚存心混水摸鱼盗取公帑,实际自觉不跻于人类。”并且公开批评国民党当局,批评救国团、情治单位及蒋介石独裁,并指出台湾当时政治的六大问题:一党专政、军队政战部门、特务问题、人权问题、言论自由与思想控制。美国《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时代》、《新闻周刊》等著名报刊,无不争相报道。

与吴国桢同是南开中学校友的“立法院长”张道藩,不顾同窗之谊,曾三度向行政院提出质询批评吴国桢,罪名包括“擅离职守,拒办移交,私自滥发钞票,抛空粮食;并在外汇、贸易、林产等问题的处理上,非法乱纪,专擅操纵,有意地包庇贪污、营私舞弊等”,列举吴国桢十三条罪状。但证据明显不足,仅用“据说”、“据闻”、“据报”等不确定的字眼。陶希圣则发表《两把刀、杀到底》一文,口诛笔伐。吴国桢写了三封信给蒋介石,逐条驳斥对他的诬蔑。不久吴国桢在美刊出《上总统书》,批评蒋介石“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固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同时,把矛头直指“太子”蒋经国,主张将其送入美国大学或研究院读书,否则会妨碍台湾进步。3月17日,国民大会更通过决议,要求政府除撤免吴国桢政务委员职务并依法究办,蒋介石同日并正式发表“总统命令”,将吴国桢撤职查办,并开除吴国桢的国民党籍。

由于在“立法院”的精神负担太重,已严重影响张道藩的健康,因此他兴起辞去“立法院长”一职,他说:“我这么做,既不是矫情,更不是姿态,而是出自真心。因为这个工作,无论和我的性情或是我的志趣,都背道而驰。我最初坐在主席台上,还能让自己试作客串的演员或是欣赏的观众。但政治是要负责任的,位置坐的愈高,责任负的愈重。我的责任心又很强,不能做到‘笑骂由人笑骂,院长我自为之’。”但蒋介石不让他辞职,他休息了一段时间后,只好硬着头皮,抑制自己的心情,继续从事沉重的工作。

于公德无亏,受私情所累

1956年7月,张道潘60岁生日过后不久,他呈请中央结束文奖会业务,停办出版五年的《文艺创作》月刊,并在原址创办中兴文艺图书馆,自兼馆长。办图书馆是他多年来的心愿,他把当年在上海、南京、重庆各地出版的文艺书籍,包括左翼作家的作品,约在万册左右,整理出来,以满足爱好文艺的青年的迫切需要。这也成了当时台湾收藏二三十年代文艺作品最多的图书馆之一。

国际笔会1922年于伦敦成立,中国于1925年加入,总会设在上海,会长由蔡元培担任,林语堂任执行秘书。但除了1933年2月17日下午以“国际笔会中国分会”的名义,招待过萧伯纳访华外,该会甚少活动,形同虚设。1957年,国际笔会准备在东京召开第二十九届大会,经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陈源提议,台湾重建了笔会组织,推举张道藩为会长,并于同年恢复了会籍。1959年,陈源与罗家伦(继任会长)、陈纪滢、曾恩波出席了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的第三十届国际笔会。

研究者秦贤次认为张道藩对文艺界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文艺政策观,他说:“由于他一生在高层党政界的一帆风顺,由于他是国民党高官中对文艺及文艺工作者最为关爱者,更由于他是国民党多年来最高的文艺主管,因此他的文艺政策观逐渐汇聚形成政府当局的文艺政策,从而对文艺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它具体而微地显现在1967年11月国民党九届五中全会所通过的“当前文艺政策”上。秦贤次认为这是民国以来我国文艺政策的新里程碑。除了确定文艺的基本目标及创作路线外,更重要的是政府要设立专责的文艺机构作为辅导;政府更要设置巨额文艺基金,列入预算,作为培养人才,奖励作品之经费等等。这个具有前瞻性的文艺政策,事实上系透过张道藩的苦心策划,经大会修正通过的。最重要的是,这个文艺政策并不是开过会后就束之高阁存档了事,后来的发展正显示它的正确性与可行性。

张道藩说:“我生平为了文艺,在极困难的时候,只好自己站出来打前锋。俗语说:出头的椽子先烂,这当然是一种牺牲。但做革命的文艺工作,总要有人肯牺牲———即使入地狱,只要能对国家民族有利,我也要把地狱看成天堂。”这是张道藩对毕生贡献心力的文艺工作,至死不悔的精神写照。

1968年6月2日,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享年72岁。

华仲麐教授这么评价他:“他在公私情理之间,随时含有两种极端矛盾,以致痛苦终身。因为他对社会有极端的热爱,而又有极端的厌恶;他智慧崇高,头脑冷静,能分析观察事理,同时感情热炽,天天在自煎自熬;他不肯同化,又无法改造,有心解脱,又不忍割舍;别人所陶醉的高位,他认为无聊,别人所满足的盛名,他觉得可耻;在不断追求、不断希望、不断搏斗、又不断矛盾中,可能会归于幻灭,而形成这位艺术政治家毕生的悲剧。”

张道藩曾经说:“我彻底反省,生平虽于公德无亏,却受私情所累。”确实,对于美丽、善良、贤淑的元配郭淑媛而言,张道藩是有所亏欠的。1949年年底,郭淑媛女士就带着女儿和小姑到悉尼去,生活艰苦得要靠她十指做手工赚钱来教养两个女孩。直到1959年,张道藩才在不断的自责之下,说:“我自己越想越难受,身为‘立法院长’,让太太在海外长期受苦,我简直不配做个堂堂的男子汉!”他终于凑足一笔旅费到澳洲探视妻女幼妹,夫妻此时已阔别九年,但只欢聚两个月,张道藩因公务在身就回来了。次年妻女返台定居,一家总算团圆。

1981年,张道藩逝世十多年后,因道藩图书馆交由台北市政府接办,郭淑媛从美返国。她除了希望道藩先生的精神因这个图书馆而得以流传之外,也谈到:“张先生留给我的,除了数不尽的爱和回忆,最重要的是‘爱国’两个字。”当年张道藩人在台北,但他心里却惦念着远在澳洲生活的郭淑媛,他过世后郭淑媛在接受记者访问说:“他亲手从台湾寄龙井茶给我,邮包上有他的亲笔字。”说着说着,眼睛涨满了泪水。

责任编辑:文尧木
来源: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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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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