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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市长”江泽民

2015-08-19 15:22:00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尽管他仍承担着部长的职责,据说他穿上了退休人员的衣服作为伪装,然后,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市内到处走动,从他曾经学习过的校园,到他在游行时,曾走过的街道,再到他工作过的工厂。他随处可见的,都只是上海没落的辉煌。环顾城市四周,破旧的危房,以及残缺不全的基础设施,让江泽民感到吃惊——他决心让它旧貌换新颜。“我和他比,差得很远”这句话谁说的?江泽民的“老战友”,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

和上海的渊源

江泽民来上海担任市长前,就已经和这座城市结下了深厚的渊源。

1945年抗战胜利后,当时还在南京读大学的江泽民,转校到交通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系就读。

(图:1947年7月的毕业照,第三排右边第三位就是江泽民)

期间,由于学习刻苦,还被同学们称为“江博士”,当年的电机工程系也可谓群星荟萃,很多老师都是国内顶尖的学者,其中就包括江泽民后来访美时,专程拜访的顾毓琇。

解放后,江泽民在上海历任益民食品一厂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厂党支部书记、第一副厂长。

时年26岁的江泽民,又被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的黄华同志点名(后来中国外交部长),与英商谈判两个月,负责接管了当时远东最大的制皂厂,英商中国肥皂股份有限公司。随后,他出任新的上海制皂厂第一副厂长。

江泽民在上海的旧居关于江泽民工作来上海之后,住在哪里的争议,在我们写宝庆路的时候,就引起了很多上海老克勒的争论。

我们一度认为,江到上海最早入住的是宝庆路10号。后来,看懂上海社区里的老法师“@王洪”描述说,“江泽民同志到上器所工作,开始是借住在吴江路一栋洋房里。此房现已拆除,房主是上器所的张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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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夫妇带两个儿子住了一年多,住的是该房的西厢房,当时的朋友和同事间调侃说,两夫妻“唱了一年西厢记”。

后来单位分配房子,一家门就住进了当时工人阶级的新住宅、曹杨八村。宝庆路10号,1950年后,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搬到了这里。1962年,时年36岁的江泽民,从长春一汽调任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第一副所长,主管科研。

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里,而当时他的领导就是江泽民。

王冶坪“让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的住房就非常紧张。

李万美是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的一名技术员,家在外地,怀孕了还住集体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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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年左右,江泽民被调往武汉工作,王冶坪主动提出,让出一间住房给李万美一家。

据李万美回忆,当时江泽民家住上海曹杨八村,7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住着王冶坪的母亲,还有两个儿子和侄子侄女,三代人挤在一起,本就不宽敞,硬是为她腾出了一间房。电科所当年的老同事回忆说,江泽民也是很念旧的人,有一段往事:

说在1985年,“江泽民到上海当市长后,一次到虹桥机场送人,在那短短的空档,他打电话给时任上海电科所所长薛南行:老薛,我在虹桥机场送客人,想到所里看看,不知是否方便?”“空降上海”

汪道涵的上海市长任期,将于1985年届满,北京方面在物色他的接班人。

不管是什么原因——有人说是汪年纪偏大,领导缺乏活力,另一些人将此归咎于缺少中央政府的支持——上海,这一中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没有繁荣起来。

“我当然参加了让谁来接替我任上海市长的讨论,”汪老回忆说,“副总理万里来征求我的意见。他提出好几个极有竞争力的人选,我推荐了江。”

汪道涵告诫江,不要期待桂冠。据说,他告诉江,做上海市长就像是当总务科的“总管”。

江回答说:“当1200万人民的总管,我感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亦师亦友”美国人库恩的《江泽民传》中,讲述了汪道涵与江泽民,亦师亦友的关系——汪道涵曾经多次在关键时刻,推荐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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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江泽民的养父江上青,在抗战期间,曾被派往安徽做统战工作;他被组织上要求,从上海选派一批年轻地下党员充实一线党组织,其中,就有汪道涵。

“江泽民同志和汪道涵的友情并不只是革命情缘,他们有着很多个人间的共同话语,他们同为安徽人,又先后为交通大学学生。

汪道涵读的是机械专业,江泽民同志读的是电机专业,两人又都是学生运动中的佼佼者,又都是学生时代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再有两人又都好读书……”由于对他的任命仍属保密,江泽民藉机开始重新熟悉这个他热爱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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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仍承担着部长的职责,据说他穿上了退休人员的衣服作为伪装,然后,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市内到处走动,从他曾经学习过的校园,到他在游行时,曾走过的街道,再到他工作过的工厂。

他随处可见的,都只是上海没落的辉煌。环顾城市四周,破旧的危房,以及残缺不全的基础设施,让江泽民感到吃惊——他决心让它旧貌换新颜。

“我和他比,差得很远”

这句话谁说的?江泽民的“老战友”,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

1988年4月25日,在竞选上海市市长时,朱镕基诚恳地做了自我介绍,其实更像“自我批评”:

“我觉得作为上海市长我不是最佳人选。我有很多缺点,在很多方面比我的几位前任,特别是比江泽民同志差得很远。

我讲3条:

...... 

“第三条,我性情很急躁,缺乏领导者的涵养,干工作急于求成,对下面干部要求过急、批评过严。这一点我应该向江泽民同志好好学习。”

这时,江泽民同志在台上立即接过话来,“我们两个人都差不多,口直心快,没有坏心,上海宁讲,吃相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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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86年,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视察黄浦江大桥设计规划情况。左边第一位就是倪天增。倪市长突然去世后,市政府曾请示已在北京的江泽民同志,江泽民回复,“我一定要来,倪天增同志和我共事多年,听闻他突然去世,我流泪了三次”。)其实,时任上海市的干部都对江泽民有一个印象,对干部既有严格要求,也有热情关怀,他非常肯定大家辛勤而又默默无闻的劳动。

在他担任上海党政领导期间,每年都参加办公厅组织的迎春联欢活动,有时把机关干部家属也请来,一起欢庆春节,兴致勃勃观看大家自编自演的文娱节目,有时还亲自登台“露一手”。

“理工男”的文艺派大家都知道江泽民同志会演奏多种乐器,兴致所至还引吭高歌一曲,或者指挥大家一起大合唱,《歌唱祖国》是他最喜欢唱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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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春节,在同市政府领导、机关干部和家属联欢时,江泽民同志把几位副市长召集起来,登台表演了小合唱《歌唱祖国》,演唱博得了大家阵阵喝彩声。“走菜场 下基层”

江泽民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查研究,体察民情、了解市情。他认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不知道广大市民在想什么、干什么,不清楚上海发展的现状,就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也就当不好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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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半月谈》杂志,曾发表了新华社记者吴复民的一篇文章,讲述了一个真实的上海和一段真实的“微服私访”。

上海的早晨,是从拎菜篮子开始的。

1985年6月12日清晨,东方刚吐出一丝鱼肚白,上海西南角最大的菜场和农贸市场乌鲁木齐路、五原路菜场,照例开始了一天中最为繁忙喧闹的早市。

行色匆匆的人们,几乎谁也没有注意人流中两位穿着普通的男子......他们俩,就是前一天刚从北京来上海赴任的江泽民同志和他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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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87年,江泽民在崇明视察菜篮子工程)

到职头一夜,他果然睡不安稳,早早起身,谁也不惊动,只带着这位工作人员步行到住所附近的菜市场。

米苋和黄鳝,是上海人喜爱的时鲜菜肴,江泽民同志用上海话询价:“几钿一斤?”得知每斤米苋两角、黄鳝一元八角,江泽民同志点点头。

9月底,江泽民同志去北京搬家,30日回上海,10月1日清晨又去察看小菜场,这回他吃了一惊,黄鳝每斤三元八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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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太太买了半斤,嘴里在发牢骚:“这么贵,吃了成神仙啦!”还有人边采购边咕噜:“看,市长来了啥事未干,首先涨价。”

正好,这些意见,原汁原味灌进新市长的耳朵。江泽民同志心里难过,深沉地说:“上海这么个大城市,如果市民的小菜篮子保不住,就很难稳定。”到第一线了解实情,是江泽民同志的作风,当年,他要求市政府班子成员,每周至少下基层一次——其中,除了菜篮子,还有交通也是伤透上海市政府脑筋的事。傍晚时分,江泽民同志匆匆赶往彭浦新村,与市民一样排队候车,乘上46路公共汽车,到达人民广场终点站;然后,在延安路西藏路,换乘71路公共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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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正值下班高峰期,车厢内十分拥挤,到华山路下车时,江泽民从车厢内挤到车门口,对售票员说:“你们辛苦了。”

又对挤着上车的乘客喊:“请大家按次序上。”事后,江泽民同志感叹:老百姓上下班挤车太苦。

在后来和人大代表的交流中,江泽民自己介绍说,为了了解市民的“乘车难”,“我去乘了几条线路的公交车辆,如46路、71路、21路,还看了24路、15路的调度室和车站......当然,目前我还很难说对上海的情况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但基本的情况是了解的。"面条市长"

作为市长,江泽民和普通人一样,早上8点钟左右到办公室,通常由于下班后有活动而很晚才回家。

当时,江泽民的办公室里有超过3000本书,数量上仅次于汪道涵,也是一个“书痴”;午饭时,又常常是市政府食堂里点汤面吃,因此得了个绰号——“面条市长”。他从未为此生气。

除非是参加市里的活动,他很少去饭店,而是回家与家人一起吃饭,他十分珍惜饭后的时间,常用来读书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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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夫人王冶坪不参加上海的社交活动,更喜欢待在家里。当他们家搬到康平路时,那里是上海一块警卫森严的地区,很多高级干部都住在这里,王冶坪曾为不得不离开20年的邻居们,而感到难过。

别人觉得上海市“第一夫人”,应当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或应当怎么做,王冶坪毫不关心。

有一次,王去市府的一个大院看望一位来自北京的朋友,在门口被两名卫兵给拦住了,他们不认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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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江泽民抱着的就是孙子江志成)

王穿着一件棕色针织的旧毛衣,一条旧的黑裤,一双平底布鞋,还推着躺在婴儿车里的孙子。一名卫兵要求她履行手续,在进门之前填写访客登记表,而另一位则笑道:“别难为她了———只是一个不识字的保姆。让她进去吧。”

就在这时,王的朋友跑出来恭敬地叫道:“冶坪同志!”这位上海的第一夫人不仅没有生气,而且还面带微笑地从两个目瞪口呆的卫兵身边走过——这两个卫兵如今可有了一段,能终身讲给其儿孙听的故事了。

责任编辑:沙枣花
来源: 看懂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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