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文史 / 中国历史 / 正文

两个“右派分子”和《庐山会议实录》(2)

2015-08-21 16:47:05 作者: 杨敏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两次政治局常委会上,列席做记录的李锐坐在彭德怀的斜后面。他看见彭的面部表情非常严肃,冷静得过头,痛苦的感情似乎藏得很深。他自己心里非常痛苦,手常常不听指挥,字迹潦草如天书。

中组部来人,退还了中央专案组“一办”为审查他而收存的全部材料,但其中唯独不见他最挂念的那个黑皮本。

李锐将开罪陈伯达之事告诉来人,拜托他们到陈伯达档案里寻找。不久后,小黑皮本果然在陈伯达的档案中找到了。

与退回来的其他材料不同,本子上没有盖着“专办”带有编号的印章。李锐分析,本子一开始就被陈伯达取走了。

1980年,在中央国家机关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时,李锐是国务院能源组(包括电力、煤炭和石油三部)的组长。在小组会上,他作了关于庐山会议的长篇发言。发言在会议《简报》上刊出,共两万余字。

会后,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决议起草小组负责人胡乔木给他写了封信。信中说:“你是否可以负责写一庐山会议始末史料,写出后再找有关同志补充审定。这事很要紧,值得付出心血。万一我辈都不在了(人有旦夕祸福),这一段重要史料谁来写呢?会写成什么样子呢?”

“作为庐山会议的参加者、有切身体会的当事者,胡乔木对庐山会议上的是非曲直,应该是相当清楚的。在毛泽东作古后,他可能认识到,真实和完整地记录和保存庐山会议这段历史,对党和国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李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但不久,他担任了中组部副部长,公务繁忙,一直无暇写作此书。

1988年夏,在青岛避暑期间,他根据小黑皮本,整理出《庐山会议实录》最初的简易稿。

拜访“老社长”

这年夏末,湖南人民出版社前任总编辑朱正去北京看望李锐。

83岁的朱正,戴着厚厚的眼镜,一脸老派学者的气质。在满屋书香的家里,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算是李锐的“及门弟子”。

1949年长沙解放后,他考入《新湖南报》办的新闻干部训练班,听过时任报社社长李锐的讲课。毕业后,他进入了报社工作,不过与李锐并无多少接触。1950年李锐调离报社,出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1952年进京任中央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局长,两人再无交往。

1959年李锐在庐山会议落难时,朱正已于两年前在《新湖南报》被划为右派。1979年,他获得平反,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

1980年,因1956年曾出版了一本《鲁迅传略》,后也一直从事鲁迅作品的研究,他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借调,到北京参加新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

在北京时,他一个人住在出版社的招待所里,闲暇时常去会前辈和友人。

有一次,他去木樨地22号楼拜访作家丁玲。提及李锐时,丁玲告诉他,李锐也住这栋楼。他随即到门卫处问到李锐的门牌号,上楼去敲门,自报家门是当年新闻干部训练班的学生,尊称李锐为“老社长”。李锐很高兴,请他进屋。交谈中,两人的政治观点颇为相投。

此后,每到节假日,他都受邀去李锐家“改善伙食”。有时候,也帮李锐做点编校的杂事。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完成后,以后再去北京时,几次都住在李锐家。

就是在李锐家中,他第一次看到了小黑皮笔记本和据此整理出来的初稿。

对庐山会议,他略有耳闻。文革期间,庐山会议的很多简报都被红卫兵搜寻出来,在外散发,他也看过一些。看到书稿后,他才第一次了解到庐山会议的轮廓。凭着出版人的直觉,他觉得湖南应该争取此书的出版。

得到李锐的允许后,他将小黑皮笔记本带回长沙,交给了时任湖南新闻出版局局长兼湖南教育出版社社长李冰封。

李冰封是李锐在《新湖南报》的旧部。当年,两人无话不谈,他对李锐的道德文章、才华均很钦佩。

“他管社论,经常亲自写。他口授,秘书作记录。写完看一遍,改几个字,送省委审。我算中层领导,重要的文章我去送黄克诚(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黄说可以,签个字,第二天就见报。”李冰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电话里,李锐回答得爽快。“他说,我写好了,给你们出吧,但是你们要快一些。政治上为保险起见,最好和党史方面的出版社联合出版。”李冰封回忆,“那时虽然放得开,但对一些敏感的书,还是卡得严。”

李锐还提出,让朱正做书的责任编辑。李冰封一一答应。

正好,朱正这一时期在北京,他干脆住在李锐家,李锐写好一部分,他看一部分。

“他给我看了很多东西,包括庐山会议的简报、《决议》4000人大讨论的简报。大概是从党史研究室借来的。”朱正回忆。

“十年好书第一本”

1989年春,李冰封参加中国出版工作者代表团访问日本,回国时在北京停留了数天。

在北京期间,经李锐介绍,他去了中央党校出版社。对方同意,由他们在长沙的子单位春秋出版社提供书号,与湖南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这样,来头就硬一点了。”李冰封笑道。

文革结束后,湖南文化界一部分曾经被打成过右派的有才华、有眼光的人投身出版业,出版了一些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的先锋性质的书。1986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台湾作家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和法国作家波伏娃的《第二性:女人》。1987年,时任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朱正亲自促成英国著名作家劳伦斯的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出版。

但阻力也很大。《丑陋的中国人》在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受到批判,并被禁止出版。《第二性:女人》被视为“黄色淫秽书籍”的代表作遭遇批判。因为“宣扬性的‘绝对自由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被时任中宣部部长批示“坚决禁止”。

所以,李冰封深知,尽管有胡乔木的信“护法”,出这本书也需要慎重行事。他从北京带回了《庐山会议实录》的书稿,一看之下,欲罢不能。

1957年,他同朱正一起被打成《新湖南报》的右派分子,一夜之间成了“阶级敌人”。1959年庐山会议时,他正在湖南南县监督劳动,在洞庭湖岸一趟一趟地挑土筑堤。1960年摘帽之后,他到湖南南县教初中,仍是控制使用。

李冰封回忆,自己参加革命的目的是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独立、富强”的新中国,但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使他的思想充满了各种游移、矛盾、挣扎。看完此书,他豁然开朗。他意识到,他曾亲身经历的个人崇拜、权力斗争以及波及全国的历次大灾难,都与过去党内缺乏民主作风和有效的监督机制有莫大的关系。

从拿到书稿,到审稿,到下印厂,只用了二十多天,书就印出来了。

期间,为了扩大书的影响,朱正打电话给湖南《芙蓉》杂志的主编周实,问他敢不敢刊登这部书稿。当时,《芙蓉》杂志的发行量很大,每期六万份。

周实后来回忆,他一看到书名,再看作者,“心就怦怦地跳”。在许诺保密后,他将书稿拿回家,一个晚上看完。第二天,他告诉朱正,《芙蓉》杂志决定采用,并马上发排,一次发一半,两期发完。

但李冰封得知此事后,表示不同意。他担心《芙蓉》先发后,可能引起过敏反应,影响书的正常出版。因此,他立刻给周实写了一封信,要他从大局考虑,不要发表这部稿子。

当时书稿已下印厂,周实心里一百个不乐意,但也只好听从上级的安排。

1989年5月,《庐山会议实录》以内部发行的方式,由春秋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首印5000册。

书面世后,畅销一时,反响强烈。出版社接到了许多来信。著名作家萧乾在信中说,如果要他选出10年来的三本好书,此书当是第一本。

书出版后,李锐寄了一本给胡乔木。有一次两人见面,胡乔木表示,书是他建议写的,他对此完全负责。他还表示,再版时,应公开发行。

公开再版

1989年《庐山会议实录》出版之后,李冰封先后主持了《新启蒙》杂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探索丛书第一期在湖南的出版。前者由王元化等创办,后者由于光远、李锐、黎澍、曾彦修等人策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中心的龚育之、郑必坚等人牵头,预计出60种丛书,结果只出了10种。

1989年之后,《庐山会议实录》《新启蒙》杂志和这套丛书都被叫停。

1993年,《庐山会议实录》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再版。再版为公开发行,在初版的基础上做了增订。

初版时,毛泽东在庐山的几次讲话主要根据李锐的记录整理而成,再版时,引用了更权威的史料。此外,进入揭批“军事俱乐部”之后各小组的一些重要发言被增补进来。总计增加了6万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当时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这些增补的材料都是由他提供的。此外,增订本还附上了李锐纪念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的文章,共4万字。

截至1995年,三年之内,《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版五次印刷,印数达36000册。

 

责任编辑:文尧木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1 2
看完这篇文章有何感觉?已经有0人表态
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中科资源大厦南楼4层 水木汇咖啡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