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珍贵档案曝光：雷击事件而引发的运动（2）

　　翻开历史扉页：74年前延安风雨夜 驴子被雷劈事件始末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一件国家级文物被两道防盗门和一个保险柜严密保护着，这就是《固临调查》的档案。

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介绍，《固临调查》档案现在存世不超过五本，数量很少，但无论怎样，这本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调查档案，纪念馆为什么把它看得如此珍贵呢？这还需要从它背后的一个故事说起。

1941年6月3号，这一天延安暴雨倾盆，雷电交加，在延安最热闹的新市场，一位安塞地区的老农拴在木桩子上的驴子被雷劈死了。老汉在集市上大哭大闹，引起了保卫部门的注意，为了维护秩序，保卫部门的工作人员把老汉抓了起来。这起治安事件汇报给相关部门之后，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群众损失财产之后，怨气很大，背后一定有难言之隐。毛泽东同志立刻指示相关部门，要搞清楚群众的怨气究竟从哪里来？老百姓的生活究竟遇到了哪些难题？ 

李卓然，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长。1941年9月，李卓然带着毛泽东同志交代的任务，率领西北局调查小组，选择了地处陕北关中交界处，具有代表性的固临县进行调查。今年已经97岁的何载老先生，当时担任西北局组织部办公室主任，他回忆了当时调查的情景。“我记得我和秦川一个组，每家每户去谈，你叫什么名字，你种了多少地，秋粮打多少，夏粮打多少，负担多少，你对共产党还有什么意见？边区老百姓什么都说，问题不大。”

固临县位于延安的东南，距离延安城100多公里，经济条件属于中游。调查组成员在固临一蹲就是两个月，走遍了县里的两个区、四个乡12个村，挨家挨户深入了解百姓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一番询问之后，老百姓的民生问题也浮出了水面。

老农民一声叹息 毛主席亲自过问：百姓的怨气在哪里？

自1937年开始，延安抗日根据地为了供应前线抗日部队的给养，发布了缴纳公粮的规定，这份缴纳的公粮又叫做抗日救国粮。在延安干部学院的刘煜教授家里，还保存着一些当年交公粮的单据。

按照当时的标准，一石是300斤，也就是现在的150公斤。1941年的时候，延安60万人口，也就是说，那时平均每人要交50公斤公粮。

今年91岁的徐金山老人是土生土长的延安人，1940年左右，老人家里共有五口人，二十几亩田地，每年能产出近2000公斤的粮食，但老人回忆，在缴纳抗日救国粮最多的时候，家里交的公粮要占到总收入的百分之六七十左右，交完公粮之后，每人每天只剩下不到7两的口粮，老人回忆说，那个年月能吃一顿饱饭，就是最大的幸福。

原中组部秘书长 、《固临调查》参与者何载：“志丹县不到两万人，生产粮食2200石，我们要征收2500石，当然都知道征得太重了，军队要吃饭，不征粮咋办，老百姓(咋能)没有怨言。”

这项在延安抗日根据地展开的民生调查，持续了两个月，最后调查组写成了一部十万字的报告——《固临调查》。书中全面分析了延安根据地农村百姓的生产生活负担情况，书中这样写道：“粮草的征收率较重于商业税及其他副业税收的比例，勤耕苦力的农民，有因负担重而出卖牛羊的。”

抗日根据地农民负担的增大，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口的急剧增加。1937年平型关大捷之后，八路军英勇抗战的事迹，受到了各方的关注，追随抗日队伍的爱国青年，从四面八方汇聚延安，统计数据显示，边区脱产人员从1937年的14000人上升到1941年的73000人，生产的人没有增加了，但吃饭的人增多了，延安抗日根据地的农民负担由此不断加重。

这样的矛盾，《固临调查》的报告结尾中中肯的进行了强调：报告说“这些情形如不改变，则要进一步深入与加强我们的工作是不可能的。”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教学部主任 毕远佞：“当时中组部部长陈云看了以后很欣赏，逐字逐句校正它里面的错别字，然后拿去给毛主席看，毛主席也特别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