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珍贵档案曝光:雷击事件而引发的运动(2)
翻开历史扉页:74年前延安风雨夜 驴子被雷劈事件始末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一件国家级文物被两道防盗门和一个保险柜严密保护着,这就是《固临调查》的档案。
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介绍,《固临调查》档案现在存世不超过五本,数量很少,但无论怎样,这本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调查档案,纪念馆为什么把它看得如此珍贵呢?这还需要从它背后的一个故事说起。
1941年6月3号,这一天延安暴雨倾盆,雷电交加,在延安最热闹的新市场,一位安塞地区的老农拴在木桩子上的驴子被雷劈死了。老汉在集市上大哭大闹,引起了保卫部门的注意,为了维护秩序,保卫部门的工作人员把老汉抓了起来。这起治安事件汇报给相关部门之后,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群众损失财产之后,怨气很大,背后一定有难言之隐。毛泽东同志立刻指示相关部门,要搞清楚群众的怨气究竟从哪里来?老百姓的生活究竟遇到了哪些难题?
李卓然,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长。1941年9月,李卓然带着毛泽东同志交代的任务,率领西北局调查小组,选择了地处陕北关中交界处,具有代表性的固临县进行调查。今年已经97岁的何载老先生,当时担任西北局组织部办公室主任,他回忆了当时调查的情景。“我记得我和秦川一个组,每家每户去谈,你叫什么名字,你种了多少地,秋粮打多少,夏粮打多少,负担多少,你对共产党还有什么意见?边区老百姓什么都说,问题不大。”
固临县位于延安的东南,距离延安城100多公里,经济条件属于中游。调查组成员在固临一蹲就是两个月,走遍了县里的两个区、四个乡12个村,挨家挨户深入了解百姓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一番询问之后,老百姓的民生问题也浮出了水面。
老农民一声叹息 毛主席亲自过问:百姓的怨气在哪里?
自1937年开始,延安抗日根据地为了供应前线抗日部队的给养,发布了缴纳公粮的规定,这份缴纳的公粮又叫做抗日救国粮。在延安干部学院的刘煜教授家里,还保存着一些当年交公粮的单据。
按照当时的标准,一石是300斤,也就是现在的150公斤。1941年的时候,延安60万人口,也就是说,那时平均每人要交50公斤公粮。
今年91岁的徐金山老人是土生土长的延安人,1940年左右,老人家里共有五口人,二十几亩田地,每年能产出近2000公斤的粮食,但老人回忆,在缴纳抗日救国粮最多的时候,家里交的公粮要占到总收入的百分之六七十左右,交完公粮之后,每人每天只剩下不到7两的口粮,老人回忆说,那个年月能吃一顿饱饭,就是最大的幸福。
原中组部秘书长 、《固临调查》参与者何载:“志丹县不到两万人,生产粮食2200石,我们要征收2500石,当然都知道征得太重了,军队要吃饭,不征粮咋办,老百姓(咋能)没有怨言。”
这项在延安抗日根据地展开的民生调查,持续了两个月,最后调查组写成了一部十万字的报告——《固临调查》。书中全面分析了延安根据地农村百姓的生产生活负担情况,书中这样写道:“粮草的征收率较重于商业税及其他副业税收的比例,勤耕苦力的农民,有因负担重而出卖牛羊的。”
抗日根据地农民负担的增大,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口的急剧增加。1937年平型关大捷之后,八路军英勇抗战的事迹,受到了各方的关注,追随抗日队伍的爱国青年,从四面八方汇聚延安,统计数据显示,边区脱产人员从1937年的14000人上升到1941年的73000人,生产的人没有增加了,但吃饭的人增多了,延安抗日根据地的农民负担由此不断加重。
这样的矛盾,《固临调查》的报告结尾中中肯的进行了强调:报告说“这些情形如不改变,则要进一步深入与加强我们的工作是不可能的。”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教学部主任 毕远佞:“当时中组部部长陈云看了以后很欣赏,逐字逐句校正它里面的错别字,然后拿去给毛主席看,毛主席也特别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