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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情局如何力保媒体情报网

2015-11-04 10:37:00 作者: 卡尔·伯恩斯坦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本文通过详实的资料揭露了美国中情局与媒体机构的“秘密情报交易”:与单纯的认为中情局操纵和控制想新闻界不同,当时的美国新闻机构心甘情愿地充当中情局的帮手,投身到反对“全球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来。中情局借助媒体掩护自己,而外国记者把为中情局工作视为为国家服务,也是他们获取更好新闻素材和攀登职业巅峰的一种方式。

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媒体(下)

作者|卡尔·伯恩斯坦

编译|陈秋云

五、中情局力保媒体情报网

1973年,中情局雇佣记者的消息首次披露,中情局与记者以及新闻组织之间不可告人的秘密开始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面对这一局面,中情局开始采取一些措施,保障长期以来建立的记者情报网。

威廉·科尔比是中情局历史上最老练的卧底战术家之一,他早年加入战略情报局,曾被空投到纳粹德国占领的法国和挪威开展敌后活动。在任中情局局长之前,他曾亲自参与利用记者的秘密行动。1973年,有报道公开曝光中情局秘密雇佣美国记者,为应对这些报道,威廉·科尔比开始缩减计划。在他公开发表的声明中,他传达的信息是中情局只是最小限度地使用过记者,而且这对中情局来说是无足轻重的。此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意在说服媒体、国会和公众,中情局已经跟新闻界没有什么联系了。

威廉·科尔比

但据中情局官员透露,科尔比实际上暗中在媒体界撒下了一张保护网,保护他认为有价值的情报。他命令他的属下保持与最优秀的新闻记者联系,同时切断与许多不积极,相对合作成果不好或不那么重要的记者的正式关系。按照科尔比的要求在审查相关资料时,中情局官员发现许多记者多年来并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这样的记者人数可能多达上百个。1973年到1976年间,中情局终止了与他们的合作。

同时,被安排在主要的报纸和广播网点的重要中情局特工被要求辞职,改为特约记者或者自由职业者,这样科尔比就可以向有关编辑保证他们的员工当中没有中情局的雇员。科尔比也担心如果继续调查中情局与记者的关系,一些重要的特约记者特工的身份可能会被曝光。他们中的一部分被重新分配从事所谓的专有出版方面的工作—由中情局秘密资助并雇佣中情局员工的外国期刊和广播站点。其他与中情局签订正式合同(使他们成为中情局的员工)的记者与中情局解除合同关系,并被要求继续按照(比起以前)不那么正式的安排进行工作。

1973年11月,在经历多次调整后,科尔比告诉来自纽约时报和华盛顿星报的记者和编辑们,中情局雇佣了30多名美国的记者,包括五位来自一般流通的新闻机构。然而,据中情局高层透露,在1976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召开听证会时,中情局继续与75-90名各类记者保持联系—其中有新闻管理层、记者、特约记者、摄影师、专栏作家、新闻站职员和广播技术组的成员。超过一半的人已经解除了与中情局的雇佣关系,但是他们仍然受其他与中情局的秘密协定的约束。根据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奥蒂斯·派克任主席)的一份未公开的报道,截止到1976年至少有15家新闻机构仍然在为中情局提供掩护服务。

“太出色了,”科尔比局长经常提及那是为中情局工作的记者和新闻机构。中情局其他人称他们最好的新闻资产为“品牌”。“科尔比的担心是,他可能会完全失去这些资源,除非我们在用谁和如何获得这些人方面变得更加谨慎,”,一位前局长助理解释说。科尔比后续行动的重点将是把中情局从所谓的大报的关系中脱离出来,转而关注较小的报业集团,广电集团和专门的出版刊物如贸易期刊和新闻通讯。

1976年1月28日,科尔比离开了中情局后——接替他的是乔治·布什,中情局宣布了一个新的政策:“即日起,中情局不会再与美国任何一家新闻社、报纸、期刊、广播或电视网络或电视台核准的任何全职或兼职新闻记者发生支付或合同关系。”在宣布新政策时,中情局承认新规会导致与仍和中情局有关系的近一半的美国记者的合作终止。通知的内容显示中情局会继续欢迎记者自愿无偿与中情局合作。因此,许多关系允许保持不变。

中情局不愿终止使用记者以及与新闻高管保持的合作关系主要是由情报工作的两个基本性质导致的:利用记者做掩护是非常合适的,因为记者这个工作本身的好问性质;近年来曾经与中情局合作过的其他领域的机构如商务、基金会和教育机构拒绝为中情局打掩护。

“在这个国家运行一个情报机构是很难的,”中情局一位高官解释说。“我们对情报有一颗好奇的矛盾心理。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海外相关工作,我们需要卧底。但是我们为提供卧底一直在打一场‘后卫战’。美国和平队进不去,新闻署也不理我们,自1967年以来,基金会和志愿组织也不理我们,富布莱特学者们也自设了一道防线。甚至驻外事务处也不需要我们。如果你让美国人投票有多少人愿意为中情局工作,多少人不愿意,相信愿意的人非常少。那么我们何去何从呢?跟商业部门合作固然不错,但媒体更具有天然的优势。一个记者顶得过二十个特工。因为记者可以接近目标,可以问很多问题而不会引起怀疑。”

六、丘奇委员会的掩护

1975年,是中情局历史上最难熬的一年。在巨大的压力下,美国总统特派委员会、参议院、众议院先后对中情局进行调查,这一年也被称为“华盛顿情报年”。其中一个调查机构,就是在参议院弗兰克·丘奇主持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

在该委员会1976年的调查中,中情局的高层官员,包括前中情局长威廉·科尔比和乔治·布什,都说服调查委员会限制对此事的调查,并在最终的报告中故意歪曲中情局活动的实际范围。

尽管有证据表明中情局大量使用记者,对与中情局有合作关系并在中情局档案里面有详细记录的记者、编辑、发行商或广播高管,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及其成员决定不再予以审问。据参议院和中情局的消息称,使用记者(中情局大力削减)是两大调查的内容之一。另一个内容是中情局继续广泛利用学界来招募特工和进行信息收集。

有消息称,无论是哪种情况,前中情局局长科尔比和布什以及中情局特别顾问米切尔·罗戈温都可以说服调查委员会的关键成员,对他们活动范围的全面调查或者哪怕是很有限的曝光都会对国家情报机构以及数百人的名誉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据报道,科尔比尤其能说会道,他争辩说曝光会带来一场现代政治迫害,受害者将会是记者、出版商和编辑。

沃尔特·埃尔德是前中情局局长麦科恩的助理,也是中情局与丘奇委员会的主要联系人,他称该委员会没有管辖权,因为中情局没有滥用记者;他们的合作关系是自愿的。埃尔德引用路易斯维尔信使报一案说:“丘奇委员会成员对当时信使报不是很了解,”一名中情局官员说,“直到我们说出我们已经就安排卧底一事去找过编辑,编辑说‘好’”。“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不要挑一些贫穷的记者,”威廉·科尔比一度对丘奇委员会的调查者们说,“我们直接找管理层。他们很清楚情况”。

丘奇委员会和工作人员中的一些人担心中情局官员已经获得了调查的控制权,而他们被欺骗了。“中情局可是精明得很,委员会被玩弄于其手掌之中,”一位熟悉调查全过程的国会人士说。“丘奇委员会和其他一些成员对制造头条新闻更感兴趣,而没兴趣做严肃的艰难的调查。每当有人问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暗杀、秘密武器或是詹姆斯·邦德,中情局假装放弃了很多。但当谈到他们不愿放弃的、对中情局更重要的事情时,科尔比能够一一说出理由。委员会相信了。”

参议院委员会调查使用记者一事由前中情局官员威廉·B·巴德负责监督。他今年作为局长斯坦菲尔德·特纳的助理回到中情局短暂地工作过一段时间,他现在是国防部的高级情报官员。巴德得到过大卫·阿龙的帮助,大卫·阿龙现在是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助理。

据参议院调查组的同事透露,巴德和阿龙都对中情局有关记者文档里面的内容感到困惑;他们敦促常设中情局监督委员会进一步调查。但是那个委员会第一年在起草中情局的新章程,而且委员会成员说他们对继续调查中情局利用媒体一事没什么兴趣。

巴德的调查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他首次要求获得使用记者的具体信息被中情局以没有滥用权力为由拒绝了,而且说目前的情报工作可能也“妥协”了。参议员沃尔特·赫德尔斯顿、霍华德·贝克、加里·哈特、沃尔特·蒙代尔和查尔斯·马赛厄斯—他们表示对媒体和中情局的这个议题感兴趣—能够理解巴德在收到中情局反馈后的苦恼。在与中情局局长和其他官员的一系列通话和会议中,参议员们都强调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应该获得中情局和媒体合作范围的相关信息。最终,布什同意下令对相关文件进行调查,并把与利用记者相关的记录调出来。但是布什同时强调原始文件不能提供给巴德或委员会。相反,布什决定让他的助理们把这些材料压缩成一段式的摘要,用最笼统的语言描述每位记者参加的相关活动。更重要的是,布什下令要求把记者的名字以及他们所在新闻机构的名字从摘要中隐去。然而,可能会有一些痕迹表明记者曾服务过的地区,并且从大概的描述中可以知道他所工作过的新闻机构。

但据负责这项工作的中情局官员称,汇编这些摘要着实不容易。从本质上讲是没有“记者文件”的,相关信息必须得从多方渠道来收集,这也恰好反映了中情局高度封闭的特征。曾经参与调查过记者的中情局官员提供了一些名字。不同的与卧底行动有关的文件都被调了出来,从文件看中情局利用记者一事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值得注意的是,记者为中情局做的全部工作是归在秘密行动类,而不是外国情报类。旧的情报站的记录被剔除了。

几周后,巴德收到这些摘要,到中情局完成时一共有四百多份。

中情局与调查委员会玩了一个有趣的数字游戏。那些准备材料的人说要收集所有中情局利用记者的资料,从体力来说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是给他们提供一些宽泛的、有代表性的资料,”中情局一位官员说。我们绝不会假装说这是25年来所有活动的材料,或者所有为我们做过事的记者人数。”相对较少的摘要讲述了外国记者的相关活动—包括为美国出版机构工作的特约记者。那些最了解这件事的官员说,400这个数字比起实际与中情局保持秘密关系并执行秘密任务的记者来说还是报少了的。

巴德和听他描述摘要的内容的人迅速得出一些基本结论:与中情局保持秘密关系的记者人数比中情局曾提到的要多得多;另外中情局所雇佣的新闻记者和新闻高管是中情局最重要的情报资产。这些记者们几乎参与了能想象得到的每一次行动。在所总结的400多名记者中,有200到250名是通常意义上的新闻工作者——记者、编辑、通讯员和摄影师;其他的至少在名义上是受雇于图书出版,贸易出版和新闻通讯领域。

尽管如此,这些摘要也是压缩的、模糊的、粗略的、不完整的。对这些摘要,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并且摘要中并没有指出中情局曾滥用过权利,也没有操纵美国报纸或广播报道的内容。

巴德对他所发现的内容感到不安,于是他求教于几位在外交关系和情报领域有经验的人。他们建议他设法获得更多的信息,并给他最信任的委员会成员讲一下摘要的主要内容。巴德再次去找了参议员赫德尔斯顿、贝克、哈特、蒙代尔和马赛厄斯。同时,他告知中情局他想看到更多的资料—所总结的一百名左右新闻记者的行动全文。他的请求被赤裸裸地拒绝了。中情局在这件事上不会提供更多的信息了。

中情局的不妥协直接导致了1976年3月底在中情局总部召开的一次意义非凡的晚餐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参议员弗兰克·丘奇(他现在也被巴德审问),和委员会副主席约翰·托尔、巴德、委员会主任威廉·米勒、中情局局长布什、中情局顾问罗戈温、西摩·博尔顿(中情局高级特工,多年来一直任德国站站长)和维利·勃兰特案件负责人。博尔顿是由布什授权来处理委员会获得记者和学术界信息的请求。

在晚宴上,中情局拒绝提供任何完整的文件,也不给委员会提供400份摘要里所提到的任何记者以及与记者相关的新闻机构的名字。据参会者透露,讨论后来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委员会的代表们表示没有进一步的信息,他们就不能履行他们的职责——确定中情局是否滥用了权利。

中情局坚称如果给委员会提供更多的信息,他们就不能保护好合法的情报工作或者雇员。布什说大多数记者是中情局的合同工,与他们相比,中情局更要感谢其他的特工。

最终,达成了一个极为不寻常的协定:巴德和米勒将被允许审查从摘要中挑选出来的25位记者的“处理过的完整资料”;但是记者的名字和雇佣他们的新闻机构的名字会抹掉,其他在文件中提到名字的中情局雇员的身份也会被隐去。丘奇和托尔将被允许审查这25位中的5位的未经处理的全部资料——以证明中情局没有隐瞒任何事情,除了名字之外。这个协定的前提是巴德、迈纳、托尔或丘奇不会将文件的内容透露给委员会成员或工作人员。

巴德开始重新回顾这400多份摘要,他的目标是从这些零碎信息的基础上挑出25份做一个截面图。这其中包含了行动日期、新闻机构的整体概述、记者的类型以及卧底行动。

据参议院和中情局官员透露,从他获得的25份文件可以得出一个令人无法回避的结论:这在一定程度上从来没有被大范围地怀疑过,中情局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将其联系集中在美国新闻集团最重要部门的记者身上,其中包括国内4、5家最大的报纸、广播电视网和两个主要的新闻周刊杂志。尽管这25份详细文件中略去了姓名和工作单位等内容,但每份文件仍然有3到11英寸那么厚。通常这些信息足以能够初步确定记者的姓名、单位或者两者都能确定,特别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这个领域十分突出。

“关系网的遍及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巴德在给参议院的报告中说,“比如说,你根本不需要操纵《时代》杂志,因为在管理层就有中情局的人。”

讽刺的是,据中情局官员透露,有一个主要的新闻机构对其与中情局的往来采取了限制措施,但这个机构正是中情局长远目标和政策:《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的最大的社论支持者。已故的大卫·劳伦斯是《美国新闻》的专栏作家和创始编辑,同时也是艾伦·杜勒斯的密友。有消息人士说,他多次拒绝了中情局局长利用该杂志作为掩护的请求。据另一位中情局高级官员透露,曾经劳伦斯给他的副编辑们下过命令,他威胁将解雇任何被发现与中情局有正式的关系《美国新闻》雇员。上任杂志的编辑主管证实他确实发过这样的命令。但是,中情局拒绝透露在1973年劳伦斯去世以后该杂志是否还被禁止与中情局来往,也没有透露该命令是否被执行。

与此同时,巴德尝试从中情局获得更多的消息,特别是目前与记者关系方面的信息。但他遇到了困境。“布什至今为止没有做任何事情,”巴德告诉同事。“没有一次重要的行动受到过哪怕是很小的影响。”中情局同时也拒绝透露更多利用学者的信息。布什开始敦促委员会的委员减少在这两个领域的调查,同时在最终报告中隐藏其调查结果。据参议院消息,“他一直说:‘别骚扰媒体和校园里的那些人,’恳求道他们是公共生活领域唯一还有公信力的地方,”。科尔比、埃尔德、罗戈温也恳请委员会各位委员对工作人员的发现保密。另有消息称,“有很多迹象表明,如果这些东西拿出来,那么新闻界的一些大腕会蒙羞”。中情局担心,与记者和学者关系的曝光将会导致为数不多的特工招募渠道中的两条关闭。“曝光的危险不在另一方,”一位参与秘密行动的中情局专家解释道。“这里没有对方不知道的东西。中情局关心的是另一个领域的卧底行动将会被拒绝。”

一位曾经是中情局游说对象的参议员后来说:“从中情局角度来看,这是所有秘密行动中级别最高、最为敏感的。这是我们已知的行动计划中更大的一块。”他补充道,“我当时有很强烈的冲动去强调这一点,但为时已晚……如有我们当时提出要求,他们就会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

事实上,对委员会来说时间不多了。很多工作人员认为,已经浪费了很多资源搜索中情局的暗杀阴谋和匿名信。对记者进行的调查算是后来增加的一项。调查的规模和中情局对提供这方面信息的敏感性已经使工作人员和委员会感到惊讶。中情局监督委员会将接替丘奇小组,将会耐心地有条不紊地对这件事进行调查。如果(看起来似乎有这个可能)中情局拒绝进一步合作,继任委员会的任务将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以发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或者也有可能丘奇和其他一些参议员对巴德的调查结果不甚熟悉,做出决定不再继续追究此事。没有记者将会因为他们与中情局的来往接受调查——无论是通过工作人员还是通过参议员,秘密地或者公开地。由中情局官员首先提出的新闻集团内部政治迫害的幽灵困扰着一些工作人员和调查委员会成员。一位参议员说,“我们不是要把那些人带到调查委员会让每个人来数落他们对职业理想的背叛。”

据巴德的同事说,巴德对做出的决定很满意,同时他也相信继任委员会将继续完成对剩余部分的调查。他反对将这些记者的名字公开。一直以来他都在担心他可能进入到了没有道德约束的“灰色地带”。从传统意义上讲,中情局到底有没有“操纵”新闻界?他总结说可能没有。主要的新闻机构和主管们心甘情愿地将他们的资源借予中情局。外国记者把为中情局工作视为为国家服务,也是他们获取更好的新闻素材和攀登职业巅峰的一种方式。中情局是否有滥用权力?它与媒体打交道的方式与其他机构打交道的方式几乎一模一样,中情局从这些机构——外交服务、学术研究、企业—寻求掩护帮助。在中情局的章程里,没有任何一条表明中情局不能接触这些机构。就新闻界来说,中情局在处理过程中比与其他机构要谨慎得多,中情局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把媒体的角色限制在信息收集和卧底服务上。

据称,巴德也担忧因为他的信息基本上都靠中情局提供,而并没有从与中情局来往的那些记者处获得不同的信息。他告诉同事说他能见到的只是一些“花灯秀”。尽管如此,巴德有理由相信他已见过文件中几乎全部的内容。他推断,如果中情局想欺骗他,那就不会泄露那么多。据委员会观察,“中情局愿意配合,并向巴德展示一些资料,从这点看,中情局是很厉害的。”“这样一来,如果有一天文件内容浮出水面,中情局就会推卸责任。他们可以说他们已经通知国会了。”

对中情局文件的依赖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中情局对与记者关系的理解可能与记者的理解完全不同。中情局官员可能会认为他对记者进行了控制。记者则会认为他只是和一位密探喝了几杯而已。有可能中情局的官员在与记者打交道时撰写了备忘录,也有可能和任何其他的政府机构一样,中情局也要为保护自己而撰写一些常见的官僚文件。

一位中情局官员试图说服参议院委员会,中情局利用记者这事无关痛痒,他坚称那些文件里充斥着中情局官员的吹嘘之词。他说,很多记者“被招募来执行确切的(具体的)任务,却惊讶地发现他们在中情局文件中被列为中情局特工。”他说:“文件显示,中情局常常进入新闻界,新闻界也常常去中情局。”“很多情况下,双方都已形成了默契,知道他们之间会有一些交换条件”——即,记者会从中情局获得好的新闻素材,中情局也会从记者那里获取有价值的服务。

不管如何解释,参议院委员会对中情局利用记者情况的调查结果被故意隐瞒——隐瞒委员会所有委员、参议院和公众。有人解释说:“对如何处理这件事,人们有不同的意见。”“一些(参议员)认为这些都是滥用权力,应该予以制止。也有些人说,‘我们并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

巴德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调查结果从未在全体委员会上讨论过,甚至在行政会议上也没有。这或许会导致秘密的泄露——尤其是考虑到事实本身的爆发性。自从丘奇委员会调查开始,走漏消息一直是整个小组最大的担心,同样也是整个任务真正的威胁。一旦出现任何消息泄露的征兆,中情局可能会效仿其他领域的几次做法,切断所有敏感信息的流动,并且声称不能信任委员会能够保守秘密。

“就好像我们是在接受审讯——而不是中情局,”委员会中的一员说道。如果在委员会的最终调查报告里说明中情局利用记者的真实情况将会在媒体界和参议院引起轩然大波。而这会给中情局带来相当大的压力并将导致停止使用所有的记者。“我们只是还未准备好走到那一步,”一名参议员说。一个类似的决定是隐瞒中情局利用学界的调查结果。巴德监督了两个领域的调查,他同意这样的决定,并且起草了委员会最终报告的这些部分。第191页至201页的标题为“与美国媒体的秘密关系。”“这很难反映出我们的调查结果,”参议员加里·哈特表示。“在关于什么内容可以公布的问题上,我们(与中情局)进行了一场持久并且复杂的谈判。”

掩盖事实真相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报告里没有提400份摘要或他们的发现。相反,报告轻描淡写地指出委员会成员研究了中情局最近联系的50位记者——传达的印象则是中情局只限于与这些记者交往。报告指出,中情局文件中没有证据表明美国新闻报告的编辑内容受到了中情局与记者来往的影响。科尔比关于利用记者的带有误导性的公开声明被反复提到,但并没有很严重的矛盾或者需细化的地方。与中情局合作的新闻官员的作用被忽略了。中情局将重点集中在媒体的重要部门的事实并未提及,中情局继续争夺新闻界的意图也没有任何提示。

责任编辑:翟忙忙
来源: 战略传播研究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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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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