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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屠杀三十万远东华人?

2015-12-01 16:36:45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近年来,网上一直流传“1938年斯大林屠杀30万远东中国人”的说法。这是真的吗?

首先,1938年前后,在苏华侨不足4万人,30万人被杀之说不可靠

近年来,网上一直流传“1938年斯大林屠杀30万远东中国人”的说法,称“七七事变后,特别是在日本占领武汉以后,斯大林认为中国事实上已全面亡国,因此加大了对远东中国人政治迫害力度,把远东的十多万世代居住的华侨和二十多万中国客商劳工,安上各种罪名……分别判刑数年到十多年”,以致“至少有五六十万人被全部剥夺了财产、迫害流放,其中三十万以上的人已经被折腾死”。这篇文章引述的一些例证,确实存在,但结论太过耸人听闻,和事实存在较大差距。

中国侨民较大规模出现在俄罗斯地区,始于19世纪70年代,当时沙俄政府为开发远东,出台优惠政策招募华工。自1862年起,每年至少有1000名以上的中国人进入沙俄的阿穆尔州和滨海地区,至1883年,在这里定居或短期经商、做工的中国人已超过6万。以后逐年增加,1910年在俄国的华工至少有55万人;华侨15万人,占那时远东总人口的12%。一战期间,俄国在中国招工人数更达到20—30万。①

对于中国人在远东数量的不断增长,俄国并不放心,怀疑中国会借助数量庞大的华侨,夺回被割占的远东土地;同时,华侨被认为与俄国工人抢夺工作机会,侵占了远东资源,因此沙俄政府在20世纪初期,多次出台排华政策,并屠杀了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的1万多名归清政府管辖的中国人,使大批华侨被迫回国。

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依旧不断驱逐中国人出境,并限制入境。师哲回忆,“中国人在西伯利亚,大多数是小商贩、手工业者和工人,1928年以后,人数锐减,其原因:一是苏联新经济政策结束,取缔小商小贩和私人企业,消灭富农经济;二是中东路事件后,苏联政府对旅苏华人从业加以各种限制,使他们难以立足,纷纷返回国内。”②

据1937年苏联人口普查数据,当时全苏有华侨38427人,其中24589人在远东,仅是1926年数量的1/3。③由此可知,1938年前后,在苏联的中国人远远没有30万,当然不可能有这么多人被迫害致死。数十万华工属于季节性华侨,并不长住俄国,基本都在完工后返回中国,而非遭遇不测。

“斯大林屠杀30万远东中国人”的说法广为流传“斯大林屠杀30万远东中国人”的说法广为流传

其次,九一八事变后,在苏华人的地位确实很低,常因小事获罪

对于华侨,苏联政府原本只是限制、驱逐,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侨时常被视为日本间谍,被关押、流放。在苏联看来,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使其直接受到威胁,“作为对日本扩张主义被迫做出的回应,苏联开始在远东修建防御工事区域体系、外国人(或者不久前成为苏联公民的人群)居住在军事工事附近,而且是在沟壑纵横的林区,这在当时局势下被看作是对国家安全基本原则的破坏。同时还要关注一个事实,那就是华侨当中有许多来自日本1932年建立的傀儡国家——‘满洲国’,日本因此可能将这些人宣布为‘满洲国’的公民。”为了防止这些人成为日本间谍,苏联“1937年从远东预防性地迁出了1.1万名华侨和2500名朝鲜侨民。”④

中国人在苏联的处境变得十分严峻,以至“大批世居在这里的中国人,仅仅是因为皮肤是黄色的,便会因一些不经意的小事,例如发了点‘过格’的牢骚,给某位首长提了不中听的意见等,就可能被轻率地扣上日本间谍嫌疑的帽子,有的被剥夺了几代人积累下来的财产,迁移到了中亚,有的干脆被送往劳改营。”即使是中共党员,也无法幸免。

1932年9月,代表中共到苏联求援的姚艮,因在“汉字拉丁化”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被怀疑是“攻击中文拉丁化”,意图“夺东方工人俱乐部的权”;又因他提出要苏联帮助建立抗日游击队,被怀疑是“冒中国共产党之名来进行间谍活动,刺探军事、政治、后勤情报”,于是被捕。此后姚艮一面写信申诉,一面宣布绝食。在远东工作的联共(布)党员、中国人嵇直劝姚艮不要绝食,因为这样“将会被认为是有意和苏维埃政权作对”。最后姚艮被判“反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间谍罪”,处以5年徒刑,先后在远东、中亚和北极的劳改营中改造。直到6年半后“刑满释放”。⑤

有的华侨团体,还借助苏联对华侨的防范,进行敲诈活动。据1930年—1932年参与对苏外交的蔡运辰回忆,“往年华侨所最患者,为华侨组织之某会,乃强有力者所主持……对于一般华侨不满意者,向侦探机关一纸报告,即可令其陷身囹圄,或俟诸暗陬阻击致死,亦可安然无事。”由于这个团体同苏联政府关系密切,很多华侨不得不“自行加入,但负费用,以为取得(居留)执照之代价。”⑥

在西伯利亚工作的华工在西伯利亚工作的华工

再次,1938年前后,确实有大批在苏华人被罗织罪名,遭到流放

到了苏联肃反时期,华侨遭到更大的打击,尤其是1936年—1938年,下落不明的华侨约有8000多人。⑦亲历者回忆,“斯大林肃反的进一步扩大,直接影响到侨居苏联的大批侨民,特别是亚裔侨民(中国、朝鲜、日本)。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使得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生怕夜间有人敲自己家门。许多住在高楼上的人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门时,便纵身跳下,以死相抗。”⑧

华侨被捕的原因,“大部分因为自己搞小生产、小作坊而触犯了当时的苏联刑律,有的人越境偷运私货,也有人因为没有签证、证件不全、没有户口、使用假证件等而被拘留判刑,这些都不属于政治案件,所以官方对他们不慎追究。当然也有不少人被打成反革命。”以至“当时密布全苏联的劳改营里,外国人中以中国人数量最多。而中国人从事的行业又以服务性的最多。这样一来,中国人就占据了整个犯人生活区管理的各个方面。到伙房一看,全是中国人,洗衣房里也是,而且管理得井井有条。”

这时由于肃反扩大化,“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工作或学习,乃至避难的外国共产党人也纷纷被捕,中国人自然也不例外,一批接着一批遭到苏联内务部逮捕和审讯”,中国人“差不多都是被指控为‘日本间谍嫌疑’,而西方人则被指控为‘德国间谍嫌疑’。”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苏飞回忆,王明、康生在1937年泡制了一个所谓“35人大名单”,向苏联告密,使这些人相继被捕。苏飞被指为“日本奸细”、“现行反革命”,判刑5年。同他一路的有“原满洲省委书记杨光华、哈尔滨工人运动先驱罗佐、吉林市中学地下党员王诚”,“随着数千人的劳改犯大队被驱往北极圈。”。后来在劳改营中,王诚“由于受刺激太大,抑郁成病,后来精神分裂,瘐死狱中”。⑨

在苏联学习的李正文,被同住的人诬告,说他“反对国际无产阶级的五一劳动节,大家喝酒庆祝,而他怎么也不肯喝”“不想看到苏联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所以常常待在房间里,不愿到莫斯科城里去参观”“懂日文,他的母亲是日本人,他长得也像日本人,肯定是日本特务。”不久,李正文同其他4名中国人一起被捕。

同样在肃反中被捕的中共托派马员生,也曾在北极圈附近的地方劳改。1937年,他在那里遇到一批中国人,包括“鲁也参、纪大才、傅学礼、潘树人、杨春、王源昌等……除了个别身体好的,下了煤矿,大部分分配到生活福利服务部门。”这一点同苏飞的回忆相吻合。马员生说,“1939年夏,一批中国人约有一百多,坐船路过农场到沃尔库特去,也因水浅,停在岸边,他们的未来得和我们一样。从谈话中,知道他们大部分是从海参崴来的。据说,日本占领武汉后,苏联开始对在海参崴及其附近一带的中国人,进行大规模迁移或逮捕,很多人被送到中亚细亚地区,有些被判刑八年、十年,还有十五年的,有各种罪名,如社会危险分子,有害分子等。他们都是侨居在海参崴及附近的人。”⑩

由此可知,在1938年前后,确实有很多在苏华人被剥夺财产,或被流放,以至死于流放地区,但并没有网络上所流传的三十万人之多。

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东方大学

注释

①⑦宁艳红:《旅俄华侨史》,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7、291页;②师哲:《我的一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9页;③赵俊亚:《旅俄华人研究》,博士论文,2007年;④(俄)达林:《俄罗斯华侨历史概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⑤嵇钧生:《风雨人生路:嵇直纪实传奇》,香港文学报社出版公司2001年,第110—113页;⑥蔡运辰:《旅俄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12页;⑧哈吉娅·阿巴斯:《大爱无疆:我的父亲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和他的良师益友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第18页;⑨苏飞:《我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和在苏联劳改营的遭遇》,《北京文史资料》第47辑,第47—49页;⑩马员生:《旅苏纪事》,群众出版社1987年,第209、210、240页。

责任编辑:旺旺
来源: 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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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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