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文史 / 历史人物 / 正文

晚年邱会作:周恩来一道令让我多活了70年

2016-03-21 23:37:00 作者: 郝吉林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邱会作这个名字,稍微上点年纪的中国人都颇为熟悉。1929年邱会作参加红军,亲历中央苏区第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两万五千里长征。

晚年邱会作:周恩来一道令让我多活了70年

邱会作这个名字,稍微上点年纪的中国人都颇为熟悉。1929年邱会作参加红军,亲历中央苏区第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两万五千里长征。

遵义会议后,刚满20岁的邱会作被任命为军委四局三科科长,负责军委直属纵队的行政事务,被周恩来称为“娃娃科长”。据邱的回忆录说,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不但和他这个“小兴国佬”相识,而且还说,“我在你家的茶摊上喝过茶,知道你的爷爷、父亲、母亲都是村干部,你和哥哥都当红军去了”。新中国成立后,邱会作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沦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判处16年有期徒刑,2002年逝世。被滥杀无辜吓出来的“病”邱会作回忆,他参加红军后不久,就到了红三军团团部当宣传员。这时候,红军肃反杀“AB团”的风潮,开始蔓延到他所在的部队,原本正常的生活被彻底打乱。“AB团”到底是个什么组织?当时还是个孩子的邱会作根本不知道。但看到一些熟悉的人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并丧了命,邱会作有点紧张。而且,处决“AB团”的刑场距离他们的住所也就10里路,每天都能看到有人被绑到那里去执行死刑,那时候邱还是个小小的团宣传员,没有被组织审查,但却被眼前发生的一幕幕惨剧吓坏了。一天,邱会作去给部队买菜,忽然听到凄厉的军号声,就赶快往住处走。走到河边时已经戒严了,桥上不准过人,只见河滩上绑着几个“犯人”,接着行刑者用大刀砍他们的脑袋。邱会作呆住了,因为前几天传来消息,说是介绍他入团、现已调到省里当共青团巡视员的黑子也是“AB团”,这会不会牵连到自己呢?当晚邱会作就病了,后经人解释,他参加的是共青团,而不是“AB团”,这吓出来的“病”才不药而愈。虽说心里有了底,不太害怕了,但红军队伍中的狂杀滥砍仍在继续。一次邱会作到上级机关送信,回来的路上看到别的部队在杀“AB团”,为了不让那些被杀的人喊叫,就用小树杈子横在嘴里,再用绳子绑住,行刑的方法比上次所见更为残酷,为了节约子弹,要用大石头把“犯人”砸死,结果脑浆迸裂。见此情景,邱会作吓得撒腿就跑。多年以后,这一场景仍让他不寒而栗。以后,虽说打“AB团”活动停止了,但红军中相当一部分中下层指战员被无辜地杀掉了,这使得初建不久还很弱小的红军大大伤了元气。邱会作认为,这场政治大灾难,有政治路线错误的原因,但一些落后地区农民组成的红军队伍的愚昧,加重了这场杀人风潮的灾难性。“扩红”造成的问题中央苏区前三次反“围剿”,多数战役都是在邱会作的家乡江西兴国境内打的。据党史专家石仲泉《长征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记载,兴国在土地革命时期人口为23万,参加红军的就有8.5万多人,并组成兴国模范师和中央警卫师,有名有姓的烈士达2.3万多人,占全国烈士总数的1/60,为全国牺牲烈士之首县。所以周恩来曾诙谐地讲过,“北京南京不如瑞京,中国外国不如兴国”。第三次反“围剿”后,敌人向中央苏区的侵犯改在闽赣交界一带,兴国等老苏区的任务就是扩大红军和支援前方。到了1933年1月,王明路线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红军的战略转变为要与敌人打正面战和阵地战,红军队伍也随着需要急剧扩大,简称“扩红”。当时“扩红”的办法很特别,名义上是动员,但村里只要能当兵的人,非去不可,至于有没有劳动力种田,就顾不上了。地方苏维埃政府把可以送的人几乎全送去了,谁也不敢不办,否则就会以反对苏维埃论处。这样一来,红军的队伍是迅速膨胀了,但质量却下降了,苏区本身也元气大伤。到第五次反“围剿”之前,“扩红”成为苏区的主要任务,地方领导干部如果完不成任务,就会受到撤职处分。当时措施,大致如下:一、中华苏维埃政府发布《动员令》,提出要“保卫苏维埃的每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扩大红军,誓死保卫家乡,保卫胜利果实!”二、各地以乡为单位张榜公布应征名单。名单一公布,谁也跑不掉,互相监督。上了榜而不报名的,乡政府就在其门上挂“耻辱牌”,这对报名起了很大促进作用。三、由县级苏维埃给每个适龄应征的人发《应征令》,如不执行,就是反对苏维埃。这是个很大的罪名,可以被严厉处置。四、公布严厉惩罚破坏“扩红”行为的命令,凡有破坏者,必定严惩。邱会作回忆,当年苏维埃中央政府工农剧社曾编了一出宣传“扩红”的戏,剧中的富农婆捣乱“扩红”时的唱词是:“当了红军很艰苦,天天行军两腿痛,夜里放哨没觉睡,冻得身上好冷吆……”本意是宣传“扩红”,演出后却起了反作用。后来对这出戏的剧作者和演员,都以“破坏扩红”罪名,予以严厉处置。邱会作回忆,党内“宁左勿右”的思想,那时候就有了。当时农民中“反征”现象其实也很严重,最常见的就是躲起来,或是自残。入伍后开小差的人也不少,部队如果发现开小差,会立即派人做说服工作,一般允许你回家呆几天,到时主动归队就算没事。如果不回来,“扩红队”就会把不归队者抓到乡政府去,强制送到部队。对开小差,地方政府的处理比部队还严厉。过去在分析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时,总是讲王明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但邱会作本人认为,这与中央苏区的政策出了问题也有关系,如过度征粮、过度“扩红”、土地革命中滥杀地主富农及其家属的过激行为,各地都打“AB团”、肃反扩大化,这些都让红色政权多少失去民心。以兴国县为例,当时实际上已到了人力、物力都已竭泽而渔的地步了。执行死刑途中捡回一条命长征是1934年10月开始的,其实,如杨尚昆回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早在这年4月广昌失守后,临时中央就已开始由“御敌于国门之外”转向战略转移了,但这项准备工作是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秘而不宣地进行着。到了突围前夕的5、6、7月份,临时中央又展开三大运动,即突击“扩红”、突击征粮、突击肃反。其间,邱会作因为参加撤退前的秘密工作,险遭处决。

1934年6月的一天,时任中央苏区军事工业局党总支书记的邱会作被周恩来紧急召见,要他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把几处兵工厂、药品材料厂和几个仓库一律炸掉,另外把大量的浮财埋掉,仓库的东西可以迅速分散,分散不了的就必须毁掉。这些事情要处理得干干净净,绝对保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当地人和工人们察觉。要是传出去,就会动摇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对斗争十分不利。周恩来特别叮嘱,对兵工厂的处理可能会比较困难,最好夜间行动。这是最高机密的工作,如有泄密,军法不容。当时,还有政治保卫局的一个警卫班一起参加任务,说是协助,其实是监视。完成任务一个月后,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更为严峻,但红军内部的肃反也更加严厉了。10月初,就在红军长征即将开始时,国家保卫局已将邱会作牢牢控制住,寸步不离,因为邱掌握着红军的全部实力情况,又知道红军转移前的全部绝密,他们怕邱“开小差”,会给革命带来重大损失。国家政治保卫局已开会研究过,是否把邱会作“彻底保密”掉(即秘密杀害)。(当时别说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各部队的保卫局都可以随便杀人,多少人就此成为肃反扩大化的刀下冤鬼。)到了黄昏,突然闯进来几个人,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张炎和展示了局长邓发签署的处决令,然后把邱会作当死刑犯绑了起来。邱连呼冤枉,但没有用。也是邱命不该绝,就在押往行刑场的路上,正好碰上周恩来、邓发,还有邱的直接上级、红军供给部部长叶季壮。三人骑着马迎面而来,叶季壮见此情形大吃一惊,立即询问周恩来怎么回事。周恩来也有些惊愕,但没有说话,只是面向邓发探询,但邓发却向周恩来挤挤眼睛,意思是按老规矩办。这时,邱会作则死死盯着周恩来。周恩来略加思考后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这样,才给邱会作松了绑,他跟在叶季壮的马后,一溜烟跑回了供给部。邱会作在晚年回忆这桩事时,还颇为感慨地写道:叶季壮一个争辩,周恩来一道命令,把我的脑袋保留下来了,让我多活了70年。事后,周恩来带着邱会作一起参加长征,并交代他要对曾险遭处决一事绝对保密。直到几年后在瓦窑堡红军总部一次聊天时,李克农问邓发:“长征临出发前,你为什么要把邱会作抓住杀掉,难道就是因为他多知道了些机密吗?要不是周副主席,阎王那里就多了一个鬼。”邓发略有羞愧地对邱会作说:“那件事的起因你都知道,幸好没造成千古之恨!”周恩来听到这里,就插进来解释说:“离开江西之前,杀了一些不该杀的人,当时我们都有责任。没有杀他,是叶季壮坚决不同意,否则要等杀掉之后才汇报上来,那就晚了。现在大家对乱杀人的事很痛恨,这是我们党一个最为惨痛的教训。”后来在延安,周恩来对邱会作提起这件事,还在说:“你当时直盯盯的眼睛望着我,给我的印象很深!”长征出发前,肃反的步伐加快,邱会作所在的供给部有几个领导干部也被杀害了,恐怖气氛相当厉害。那时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活阎王殿”,想要谁死是轻而易举的事。从1930年开始杀“AB团”,到1934年开始自己杀自己,一些所谓“不可靠分子”,如宁都暴动起义过来的红五军团的一些干部,不少都惨遭杀戮,连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都被冤杀了。邱会作可说是侥幸从左倾屠刀下捡回了一条命,他对苏区肃反扩大化是有着切肤之痛的。“七大”召开时,会场上哭成一片1945年党的七大在讨论到除奸政策时,有位代表发言说:“除奸要十分稳重是完全正确的,左倾教条宗派在江西苏区杀人太多了。”就这一句话,立即震动了全场。不少代表纷纷接着说:“杀人多,杀得惨,把许多好干部都杀掉了!”有代表控诉:“在内战时期,老根据地的人口减少了近20%。人哪里去了?战争牺牲是主要的,但我们自己杀了不少自己的好同志。共产党杀的甚至比国民党杀的还要多。许多好干部都是自己杀的呀!我们对邓发的肃反政策很愤怒!”会场还在发言,已经有一些同志哭开了,有的还边哭边述说。对政治保卫局杀人的事,绝大多数都可以说出残酷的例子。有位代表说:“1934年秋,我们三军九师部队有位连长,上午打仗负了重伤,腿都断了,不能行走,可是晚上就把那位连长拉去杀了。因为腿断了不能走,硬是两个人拖出去杀了。”这个例子刺痛了更多人的心,全场出现了失声痛哭、擦抹眼泪的悲惨景象。对于肃反滥杀无辜的问题,有代表大声疾呼:“我们要求追查邓发的责任!”话音一落,全场此起彼伏地发出“同意”的响应。会议结束时,陈毅也以沉痛的心情说:“我们今天的会提出了过去杀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代表团一定向大会主席团报告。”平时散会时,大家都是很活跃的,但这次会议结束后,代表们都心情沉重地离开会场。过了两天,毛泽东亲自来到邱会作所在的华中代表团,就苏区肃反问题讲了一次话:一、被错杀的人大都是好同志,我们悼念他们;二、那些同志都是烈士,将来革命成功后,我们应在当地为他们恢复名誉,并以烈士对待;三、肃反问题是错误的,是路线问题,不是某个人的问题,大家不要提出追查邓发的责任问题。毛泽东讲话后,代表们没再提出新的意见。肃反扩大化的执行者、当年的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在七大预选中就从候选名单上落选了。张闻天夫人刘英在和何方谈及七大时曾说,毛泽东曾到张闻天处征询意见,落选的几位要不要列入七大正式名单?毛泽东笑着问她:你是娘娘,有何意见啊?刘英说,娘娘已经下台了。毛泽东说:你是三朝元老,应该听你的意见。刘英直率地说:除了邓发,其他几位都可以列入正式名单。邓发在肃反中错误太大,影响不好。最后选举的结果,邓发没有当选七大中央委员。到了次年的4月8日,邓发与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同志在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不幸遇难,成为著名的“四八烈士”。 

责任编辑:文尧木
来源: 搜狐网
相关推荐: 周恩来一道
看完这篇文章有何感觉?已经有0人表态
时间:
2016年03月19日 ~2016年03月19日
地点:
北京市奥体中心综合训练馆三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