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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湘鄂西红军的三重冤案》   1933年,湘鄂西苏1933年贺龙手下仅有的4位师级领导都死于他手

2016-03-25 23:01:00 作者: 梅兴无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1933年,湘鄂西苏区红三军遭遇了最艰难的困境。由于湘鄂西最高领导人夏曦推行“左”倾路线,致使洪湖苏区几乎丧失。

1933年,湘鄂西苏区红三军遭遇了最艰难的困境。由于湘鄂西最高领导人夏曦推行“左”倾路线,致使洪湖苏区几乎丧失。1932年11月,红三军撤离洪湖根据地,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部队日行军百余里,历尽艰辛。经鄂西北、豫西南、陕南、川东,远征7000公里,于1933年初抵达湘鄂边区。全军由1.4万多人锐减至5000人左右。2月,红三军的3个师缩编为7师和9师,叶光吉、盛联均分别任7师师长和政委,段德昌、宋盘铭分别任9师师长和政委。就在这一年,这4位师长、政委竟全部牺牲。而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他们不是血洒在英勇杀敌的战场上,而是倒在了“左”倾冒险主义者的屠刀之下。

 段德昌无辜蒙冤被处决

9师是红三军的主力,从建立洪湖苏区到反“围剿”,再到远征7000公里的大转移,9师始终是军之利刃,立下了汗马功劳。段德昌一直是这支队伍的指挥员。

1933年3月25日,段德昌的师长职务突然被撤销。当天,正率领9师在鹤峰麻水执行任务的段德昌接到军部命令,要他火速赶到军部驻地邬阳关参加紧急会议。

段德昌刚到军部,身上的枪就被保卫局长江奇带领的特务队员给卸了。段德昌质问:“你们要干什么?”江奇冷冷地说:“奉夏曦主席之令,逮捕你这个改组派,撤掉你的9师师长职务。”接着,一副锃亮的铜手铐锁住了段德昌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双手。

段德昌,湖南南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秋由毛泽东介绍进入黄埔军校学习,是黄埔4期的高材生。北伐战争开始时,他被党派到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1师任政治部秘书长,在这里结识了担任1师1团营长的彭德怀,并介绍他入党。

大革命失败后,段德昌在鄂西开展武装斗争,组建鄂西赤卫大队并任大队长,创造了“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多则跑,敌少则搞”的游击战术,与毛泽东的“十六字诀”游击战方针有异曲同工之妙。赤卫大队迅速扩展到5000余人,遂改编为红军独立第1师,段德昌任师长。1930年2月又扩编为红六军,段德昌任军长。与贺龙的红四军在公安会师后,组建红二军团。从此,段德昌与贺龙并肩战斗,因战绩突出而被人们誉为“常胜将军”。1931年,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段德昌担任9师师长。

这样一位出色的师长为什么会因为改组派的罪名被撤职和逮捕呢?改组派全称“中国改组同志会”,是国民党内汪精卫派系向蒋介石争利的一个小团体,已于1931年解散。谁知道两年后往事重提,却被“左”倾路线拿来作为“肃反”的头号罪名。夏曦给段德昌罗织了“一贯反对中央分局”和“阴谋分裂红军”两大“罪状”。

“一贯反对中央分局”始于在毛坝召开的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夏曦把湘鄂西的挫折归咎于“湘鄂西党团组织全烂了”,“党和苏维埃的干部十有八九是改组派”,提出“要解散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进行“清党”(审查党员、重新登记)。遭到与会人员的强烈反对。段德昌激动地斥责夏曦:“中央让你来当分局书记是要你解散党的吗?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垮了,又要搞垮党,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罪人?”令夏曦非常难堪。

“阴谋分裂红军”则始于一封信件。鹤峰一带山大人稀,地瘠民贫,红三军的给养和兵员补充非常困难,加上战士们大都是洪湖人,不习惯山地作战,战斗力锐减。于是,段德昌与9师政委宋盘铭联名写信给湘鄂西中央分局,向夏曦建议打回洪湖去,恢复洪湖苏区。但夏曦却认为“回洪湖去”是改组派的口号,说“平原战士走不惯山路,吃不下包谷饭”是改组派的阴谋。段德昌为此据理力争,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夏曦指责段德昌“一贯反对中央分局”,是改组派的张狂进攻。段德昌针锋相对:“如果你能听取别人的意见,洪湖苏区就不会丢,红三军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背时(倒霉)!”

贺龙坚决反对扣押段德昌,特地从前方赶回来,问夏曦:“为什么抓德昌?”夏曦说:“他是改组派!”贺龙又问:“你有什么根据?”夏曦回答:“段德昌从前方带信来要求带队伍回洪湖,在留驾司想把9师拖走叛变。”贺龙一下火了:“你毫无道理,德昌写信来是向你建议嘛。他要真的拖队伍去洪湖,何必写信来,又何必回军部?还是把人放了吧!”夏曦虽然理屈,但仍坚持扣押段德昌的决定,并辩解道:“我是贯彻中央路线,肃反高于一切,肃反委员会定的事,不能改!”暗示贺龙不是肃反委员会的成员,不能干预此事。夏曦迫不及待,认为段德昌是改组派的一面旗帜,必须尽快连根拔掉。令江奇给段德昌用刑,逼他在“罪行”材料上签字。但段德昌宁折不屈。

段德昌预感自己这次已是在劫难逃,为表明心志,他将明代于谦的《石灰吟》抄写在囚居的板壁上:“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夏曦决定公审处决段德昌。4月30日,贺龙再次找到夏曦,为保段德昌做最后的努力:“德昌是个难得的将才,为洪湖苏区立下了汗马功劳,受过中央的奖励,在洪湖群众中威信很高。为了向洪湖群众交待,暂不杀他,以后到洪湖再说。”夏曦知道这是缓兵之计,不予采纳。贺龙急了,把桌子拍得山响:“段德昌算什么改组派?绝对不能杀!”夏曦狠狠地回绝:“这件事我拍板了!”面对夏曦动用“最后决定权”,贺龙只得服从,痛苦不已。

5月1日,段德昌被押往中央分局驻地巴东金果坪,江奇押着五花大绑、满身伤痕的段德昌走上“公审”台。夏曦宣布关于段德昌的所谓“罪行”和处决决定。段德昌向台下大声呼喊:“我段德昌再不能跟同志们一道打敌人了。你们一定要跟党走,夺取最后的胜利!”

贺龙赶至,身后的警卫员端着一个托盘。贺龙哽咽道:“德昌啊,没能保下你,对不起啊!这是你爱吃的沔阳粉蒸肉,还有一碗包谷酒,算我为你送行。”贺龙为他松绑,段德昌接过酒一饮而尽,又吃了两片粉蒸肉,然后说:“不怪你,军长!我有三句话要说:第一,我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决不是什么改组派;第二,不要忘记洪湖老百姓,要打回洪湖去!”段德昌顿了顿,继续说:“第三,现在子弹奇缺,要杀就用刀砍吧,留下宝贵的子弹打敌人!”

随后,段德昌被押往一片松林,阴狠歹毒的江奇故意挑了一把钝刀,以延长行刑时间,加重段德昌的痛苦。据目击者称,段德昌的头不是砍下来的,而是被锯下来的。这一年,段德昌29岁。

  “最可恨者是宋盘铭”

9师政委宋盘铭对夏曦的行动忧心忡忡,他找到夏曦委婉地劝说:“这样干下去恐怕损失太大了吧?”夏曦反诘道:“损失改组派、反革命心疼是不是,你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这让宋盘铭感觉书记对自己也有看法了。

其实远不止“有看法”,问题比宋盘铭想象的严重得多。正如夏曦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言:“最可恨者是宋盘铭”。

本来,夏曦对宋盘铭是挺看好的。宋盘铭的优秀条件,在湘鄂西几乎无人可与其比肩。

宋盘铭于1909年出生,祖籍河南郾城县,父亲宋国甫是早期共产党员。他幼时读过私塾,在汉口硚口申新纱厂做童工期间,边做工边学习。投身革命后,从事秘密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宋盘铭被党组织转移到上海,1929年春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这期间,宋盘铭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春,宋盘铭学成归国。7月,为加强湘鄂西的领导力量,中央委派他到洪湖,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分会主席团委员、共青团湘鄂西省委书记等职,集党、军、团要职于一身。

宋盘铭跟夏曦关系并不一般,他们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都被列入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更在同一年先后“空降”湘鄂西。夏曦何以对宋盘铭的态度发生180度转弯,视他为“最可恨者”?

在洪湖时,宋盘铭对夏曦那套“肃反”“打阵地战”的搞法有些异议,夏曦知道后并不在意,认为宋盘铭还是“娃娃”,说那些话是“不懂事”。

到鹤峰后,在毛坝会议上,宋盘铭和贺龙、段德昌站在同一个立场,反对夏曦“解散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全面清党”的主张,宋盘铭说:“我从小被党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党。红军是党领导的,解散党是十分错误的,我不能同意。”接着,宋盘铭又同段德昌联名写信,要求打回洪湖去,恢复洪湖苏区,与夏曦离心离德。

夏曦强行推行“清党”。红三军中没有了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4个党员。宋盘铭十分不满,采取“对清党消极与形式的执行”。

通过这几件事,夏曦认为宋盘铭已非“不懂事”那么简单了,已然跟段德昌一类的“改组派”没有什么两样,实在太“可恨”了。

此时的夏曦还未决定向宋盘铭痛下狠手,但随后发生的两件事点燃了夏曦实施捕杀的导火索:一是有情报说,宋盘铭1932年到中央汇报时,在上海会见的熟人周某、朱某都是改组派,联想到宋盘铭近期“表现”,夏曦断定宋就是改组派;二是9师27团团长联合25团团长“反对师长(汤福林),拥护宋盘铭”,“企图举行的军事叛变”,夏曦认为这一事件“宋盘铭是参与的”。于是,夏曦于6月12日派人逮捕了宋盘铭。

夏曦等人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罗列出宋盘铭作为改组派“罪证”,说宋盘铭“在(洪湖)水灾以后动摇”,“当一九三二年代表湘鄂西到中央时他已入改组派”;提出“改组派的口号:‘立即回洪湖去’,山上不能创造苏区,包谷饭不好吃,山路不好爬”;“利用清党来团结改组派的组织”,“改组派残余又团结起来成立军委,以宋盘铭为书记”;参与“军事叛变”,“派了人与施南保安团接头(把部队)拖过去”等。

关押期间,宋盘铭遭受严刑拷问,毫不屈服,他当面斥责夏曦:“以势压人并不意味着你掌握有真理。你并不是革命的化身,革命是千千万万人的事业。我反对你的意见并不是反对革命、反对党,恰恰相反,我是为了革命、为了党!”

8月初,红三军分兵,夏曦率分局机关及7师留守在鹤峰苏区,贺龙和政委关向应率军部及9师到宣恩、咸丰、利川开辟新区。关押在军部特务班的宋盘铭随贺龙一起行动。

贺龙有心释放宋盘铭,便找关向应商量:“我看宋盘铭没多大问题,把他放了吧!我们虽然无权给他安排职务,但他出来总能做点事。现在我们差干部啊!”关向应对宋盘铭的印象不错,同意放人。

宋盘铭被释放后的几个月里,做了很多工作,跟随部队行军、打仗、吃饭、睡觉,空闲时还和贺龙、关向应一起下棋、谈天,亲密无间。

12月上旬,9师与7师在恩施石灰窑会合。夏曦见宋盘铭被释放,严厉批评贺、关“目无组织”“右倾”,又下令把宋盘铭抓了起来。

12月19日,中央分局在咸丰大村开会,决定创造湘鄂川黔新苏区。会上夏曦提出要杀宋盘铭,贺龙仍坚决反对,但力争无效,最后通过了杀宋的错误决定。

会议期间,四川黔江(今重庆市黔江区)神兵首领龚昌荣带领30余名神兵前来投奔红军,并提供情报:保安团有一批军火物资运抵黔江县城,县城仅1个营守军。据此,红三军决定占领黔江。22日,红三军攻占了黔江县城,被捕的宋盘铭也被一路押解到黔江。29日,川军达风岗旅大举反扑,红三军撤离黔江。夏曦在黔江县城外棺山主持召开9师指战员参加的公审大会,宣布了宋盘铭的所谓“罪行”,将其杀害。宋盘铭牺牲时年仅24岁。

  叶光吉纵身一跃示清白

夏曦还煞费苦心地搞“火线肃反”:部队正在前线作战,保卫局特务队突至,一声号令“集合”,部队列成一排,特务队长拿着夏曦写的条子点名,点到谁就把谁当改组派捆走。

1933年7月18日,“火线肃反”的悲剧在7师师长叶光吉身上重演。正在宣恩洗马坪指挥部队反击保安团张刚部进攻的叶光吉,已经与敌激战了一天,浑身硝烟的他被人从战场上叫了下来,保卫局特务队长向他宣布了夏曦的手令:“将改组派首领叶光吉予以逮捕,即日起开除出党,撤销7师师长职务。”

叶光吉恍若当头挨了一棒,来不及反应,几个特务队员一拥而上,将叶光吉捆住,往军部所在地麻水押解。

叶光吉,1900年出生,湖北宜都人。16岁就当骡客赶骡子跑运输,与贺龙结识。贺龙对旧制度的反抗精神,对叶光吉产生了重大影响。1929年4月,叶光吉赶着24匹骡马的马帮,贩运布匹、鞋袜等物资,路过五峰县贺龙红军驻扎的山村时,贺龙一眼就认出了从前的老伙计“叶骡客”,叶光吉见到“云卿大哥”也格外高兴。贺龙说:“你是福星喽,我正愁缺粮少衣,借点给我如何?”叶光吉十分慷慨地说:“都交给你了!我人也交给你,跟你当红军!”贺龙军长任命他为运输大队长,人称“骡马队长”。1931年,叶光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红三军经理(后勤)部长。次年9月,任红三军八师政治委员,11月,任7师师长。

夏曦抓捕叶光吉的依据是在押改组派的口供:叶光吉和政委盛联钧对“肃反”、“清党”“说三道四”,为段德昌“鸣冤叫屈”,并在行动上抵制“清党”。

贺龙根本不相信叶光吉是改组派,而且对他担任7师师长后的战绩赞赏有加。到湘鄂边后,叶光吉奉命率7师在宣恩椿木营一带创建苏区。1933年3月,叶光吉率部袭击宣恩傅维峰团防将其全歼,获大批给养和枪弹;4月,击退进犯苏区之周燮卿旅一部;6月,攻占宣恩长潭河,歼敌300余人。3日后,又歼敌张刚部两个连,连战皆捷。

贺龙试图用战绩保下叶光吉,夏曦强词夺理地回答:“改组派就是为破坏革命才参加革命,为瓦解红军才打白军的。”贺龙只能苦笑道:“你这个理论很深刻,我要慢慢理解。”

在被押解的路上,叶光吉心里很明白:尽管自己是清白的,但背上改组派的罪名,其结果必定是审讯、拷打、被杀。段德昌的例子摆在那儿。死他倒不怕,可自己不能死在战场上,却要死在自己人的刀下。他悲愤不已,难以接受。在翻过一座大山后,走到一个叫扁担坑的悬崖边。叶光吉决定以死来证明他的清白,乘押解人员不注意,他纵身跳下悬崖。

押解他的特务队员绕到崖下,找到奄奄一息的叶光吉。他们都没带刀,特务队长说:“补一枪吧。”叶光吉使出最后一丝力气说:“段德昌说子弹金贵,给老子用石头!”最后,一块石头结束了叶光吉33岁的生命。

7师政委盛联钧与叶光吉同时被捕,8月牺牲于鹤峰太平乡。夏曦扣给他的帽子是“改组派军委委员”,并指责其利用“清党”暗中破坏,“提拔改组派的干部”,“打击真正的党员”。

  平冤昭雪奠英烈

1933年,历史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年。红三军成为没有党组织的主力红军,全军的师长、政委在不到3个月抓光、半年时间杀光。师级作战单位失去了有丰富作战经验的骨干指挥,部队元气大伤,兵员由5000余人锐减到不足3000人,根据地全部丧失。

1934年与红六军团会师后,从红六军团调一批骨干充实红二军团(会师后红三军恢复此番号),方理明任4师(原7师)政委,郭鹏、余导群分别任6师(原9师)师长、政委,红二军团逐步恢复元气,接连取得了几个大胜利,揭开了创建湘鄂川黔苏区新的历史篇章。

党没有忘记为革命浴血奋战、含冤以殁的优秀红军将领。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清算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宣布对一切被错误的“肃反”所迫害甚至被冤杀的同志给予昭雪,段德昌等同志被恢复了名誉。

1952年,毛泽东亲自为段德昌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号烈士证。1955年授衔前,毛泽东在听取彭德怀汇报时,再次谈起段德昌,以致激动得两眼闪着泪花。198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2周年时,中央军委公布了我军33位军事家的名单,段德昌名列其中。苏区人民为了缅怀先烈,在鹤峰县满山红烈士陵园为段德昌修建了烈士墓碑。墓碑铭文:生平为革命,竭尽忠诚,茹苦含辛,效劳祖国。

1953年,根据贺龙、许光达的建议,宋盘铭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贺龙在回忆峥嵘岁月时,多次称赞“宋盘铭是个很好的同志”,是“人民的功臣”。1984年11月,黔江县在宋盘铭牺牲的地方修建了“宋盘铭烈士纪念碑”,纪念这位血洒黔江的英烈。

叶光吉和盛联钧也于1980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叶光吉的遗骨葬于鹤峰县中营烈士纪念园,盛联钧的遗骨葬于鹤峰县太平烈士纪念园。

责任编辑:文尧木
来源: 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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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3月19日 ~2016年0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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