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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逸飞:中华民国的精英们为何偏偏治不好国?

2019-01-25 19:52:15 作者: 任逸飞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中华民国”精英们的西化背景使得他们与中国的劳苦大众始终是疏离的,他们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农村中的情况都很隔膜,这直接导致了国府高层提出的许多“改革”方案往往都不切实际,沦为了空想。

中华民国的精英们为何偏偏治不好国?

来源: 历史研习社 作者:任逸飞

精英们的西化背景使得他们与中国的劳苦大众始终是疏离的,他们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农村中的情况都很隔膜,这直接导致了国府高层提出的许多“改革”方案往往都不切实际,沦为了空想。1930年代从政的历史学家蒋廷黻曾在其晚年的《回忆录》中说道:“我经常在行政院及各委员会聆听讨论时,忙里偷闲去猜测发言人的思想背景。我很容易猜出他们的教育背景是德国、日本、法国、英国或是美国的。这些老知识分子的通病是想将文字当成事实和政策。如果你告诉他们说这种想法是落伍的,他们就会感到不快。从某个角度看,他们的不快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文字本身就很有名堂······”显然,精英们的文山会海无力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由于他们长期脱离中国的底层群众,不能或不愿提出适合国情、民情的合理措施,其所作所为最终也就无法收获民众的支持,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溃败便在情理之中了。

中华民国的精英们为何偏偏治不好国?

你能想象吗?中国曾有一个政府,汇聚了一群来自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等世界顶尖名校的精英。

如果说现在的中国博士满地走,拥有常春藤的身份也不算稀罕了,但时间退回到70年前,能够以中国人的身份取得世界顶尖名校的博士学位,绝对是中华民族一顶一的人才。这么多名校精英一同治理国家,正是多少古人今人梦寐以求的局面,但结果又如何呢?

这个政府不是别的,就是1949年之前的国民党政府。

自1920年代起,国民党便陆续加盟进一批“海龟”人才,从耶鲁、哥伦比亚,再到剑桥、牛津,这些来自欧美各大名校的的高才生们不仅持有欧美顶尖学府的博士或硕士学位,具备卓越的专业素养,且大多数都有着长期在海外生活的经历,行事作风上都有自己的一套,可谓是名副其实的精英。

这批“海龟”精英在国民政府统治大陆的二十多年间基本上完全占据了财政、金融、外交等诸多领域的重要职位。同时,出于自身的教育背景,他们积极引导国民党政权走“亲英美”路线,对此后蒋介石在内政外交上的许多决策可谓影响深远。

然而,尽管有着众多精英的加持,是什么原因导致国民党依然无法挽回其在大陆的败局呢?今天就让我们来盘点一下国府中这些曾叱咤一时的名校精英。

『 01』宋子文(1894-1971)

教育背景:哈佛大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历任职务:中央银行行长、财政部长、中国银行董事长、行政院副院长、代院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长、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广东省主席

中华民国的精英们为何偏偏治不好国?

宋子文

首先来谈国民政府财政领域的“海龟”精英,“四大家族”代表人物,赫赫有名的宋子文与孔祥熙自然是榜上有名。宋子文,祖籍海南文昌,生于上海,少年时入读圣约翰大学预备班,1912年负笈美国,进入哈佛大学学习,191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此后,宋子文前往纽约,在供职花旗银行的同时,他亦前往哥伦比亚大学修读课程,并于1917年毕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23年,宋子文回到广州,出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广东省财政厅长及中央银行行长,此后他长期执掌国府的财政大权。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长,为蒋介石积极争取美援,对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实现抗战的最终胜利起了巨大作用。1945年5月,在抗战结束前夕,宋子文接任行政院长,并成为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方首席代表,登上了个人政治生涯的顶峰。

『 02』孔祥熙(1880-1967)

教育背景:耶鲁大学硕士

历任职务广东省财政厅长、实业部长、工商部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院长、“四联总处”副主席

中华民国的精英们为何偏偏治不好国?

1937年,孔祥熙到访德国会见希特勒

与宋子文合称”孔宋“的孔祥熙,字庸之,祖籍山东曲阜,是孔子七十五世孙。孔祥熙出生于山西太谷县,1901年前往美国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读书,后于1905年转入耶鲁大学攻读矿物学专业,1909年学成归国。

作为蒋介石的姻亲,孔祥熙在加入国民政府后,一路飞黄腾达,历任实业部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职,抗战爆发后,他被任命为行政院长。依靠其亦官亦商的身份,孔祥熙在任职期间聚敛了大笔财富,终于引发民愤,1944年由于牵扯进“美金公债案”,他被蒋介石赶下了台,此后逐渐淡出了政界。

『 03』陈光甫(1881-1976)

教育背景: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士

历任职务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苏省政府委员、中央银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交通银行董事、大本营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复兴贸易公司董事长、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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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甫

与财政界互为表里的金融领域,在当时同样是英美“海龟”们的天下。这其中最有名的人物要数陈光甫。陈光甫,名辉祖,以字行,江苏镇江人,1909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院,归国后,陈光甫于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过短短十多年的时间,便将该银行发展成近代中国第一大私人商业银行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光甫历任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银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和交通银行董事。抗战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复兴贸易公司董事长,并受蒋介石指派前往美国筹措借款,最终促成了中美“桐油借款”的签署,为支援抗战作出了积极贡献。

『 04』刘攻芸(1900-1973)

教育背景:伦敦大学博士

历任职务中国银行总会计、中央信托局副局长、邮政总局副局长、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中央信托局局长、中央银行副总裁、总裁、财政部长

刘攻芸是国府金融界的后起之秀。刘攻芸,别名驷英,福建闽侯人,1919年赴美留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24年前往伦敦大学深造,获经济学与哲学博士学位。刘攻芸于1927年回国,先在清华大学任教,后前往中国银行担任总会计,得到了总经理张嘉璈的赏识。1935年,刘功芸出任中央信托局副局长,抗战后任中央银行副总裁,并于1949年国府垮台前夕升任中央银行总裁及财政部长。

『 05』顾维钧(1888-1985)

教育背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历任职务中国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华盛顿和会代表、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国民政府驻法、英、美大使、驻国际联盟代表、驻联合国代表、海牙国际法院法官、国际法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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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

国府的外交界是名校精英最集中的地方,除了先前提到的孔、宋二人在处理外交事务上颇为活跃以外,北洋政府时期即在巴黎和会绽放异彩的顾维钧则长期为国民政府服务,曾连续出任中国驻法、英、美大使及驻国际联盟代表。

顾维钧,字少川,上海嘉定人,1904年入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主攻国际法和外交,连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12年,他回国后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在北洋政府时期还曾以国务总理的身份摄行过大总统职权。抗战胜利后,顾维钧以《联合国宪章》起草者的身份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1957年起,任海牙国际法院法官、副院长,并于1967年退休。顾维钧的一生见证了近代中国外交的兴衰起落,“中国现代外交第一人”的称誉可谓当之无愧。

『 06』王世杰(1891-1981)

教育背景:伦敦大学硕士、巴黎大学博士

历任职务:法制局局长、湖北省政府委员、武汉大学校长、教育部长、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中央设计局秘书长、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外交部长、总统府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中央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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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杰

1945年起担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的王世杰是巴黎大学的高材生。王世杰,字雪艇,湖北崇阳人,1913年赴往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学习,获硕士学位,之后又前往巴黎大学法学研究所深造,于1920年获法学博士学位。

1933年,王世杰步入政坛,极受蒋介石的器重和赏识,仕途十分顺利,历任教育部长、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中央设计局秘书长、外交部长等职;1949年,王世杰随蒋介石赴台湾,1962年起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 07』叶公超(1904-1981)

教育背景:剑桥大学硕士

历任职务外交部参事、欧洲司司长、外交部常务次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外交部代部长、部长、行政院政务委员、驻联合国代表、驻美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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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超

国府外交界另一个不得不的翘楚则是曾任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的叶公超先生。叶公超,名崇智,祖籍浙江余姚,生于江西九江。叶公超1920年赴美留学,获麻省安姆斯特分校(UMass Amherst)学士,此后他转赴英国,1924年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叶公超英文水平极佳,归国后一直在清华、北大等著名学府从事外文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41年步入政坛,历任外交部欧洲司司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外交部长。赴台后,叶公超继续担任“外交部长”,对稳定1950年代复杂棘手的美台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 08』王宠惠(1881-1958)

教育背景:耶鲁大学博士

历任职务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北洋政府司法总长、中国代表团出席华盛顿和会代表、大理院院长、教育总长、代总理、法权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司法院长、外交部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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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宠惠

除了财政、金融、外交三大领域之外,相当一部分国民党元老也拥有海外教育背景,手握名校文凭。譬如,国民党元老,近现代中国法学的奠基者之一,南京国民政府首任司法院长王宠惠,是耶鲁大学法学博士。王宠惠,字亮畴,祖籍广东东莞,生于香港。

王宠惠自幼即接受西式教育,他十岁入读香港皇仁书院,十六岁入读天津北洋大学,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获颁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张大学文凭——“钦字第一号考凭”。1901年,王宠惠先赴日再赴美,入耶鲁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受到了系统性的西方现代法学训练。1911年王宠惠回国,在跌宕起伏的近代大潮中,无论为学从政,他始终以引导中国走上法治化道路为己任,民国时期许多重要的法律法规多由他亲自草拟而成。

『 09』孙科(1891-1973)

教育背景:加州伯克利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博士

历任职务广州非常国会参议院秘书、广州市长、铁道部长、考试院副院长、立法院长、国民政府副主席、行政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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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

另一位元老——孙中山之子孙科,则拥有加州伯克利及哥伦比亚大学学士、硕士与博士学位。孙科,号哲生,广东香山人。1895年,五岁的孙科移居夏威夷檀香山,尽管父亲孙中山长年在外为革命奔走,但对于儿子的教育一直很关心,在父亲的严格督促下,孙科自幼便养成了酷爱读书的习惯,此后他一路从檀香山中学读至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1917年孙科回国,作为国民党内开明派的代表人物,孙科始终欣赏英美的民主制度,要求推动国民党的内部改革,并实现与共产党间的和解,这使得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常常阴晴不定。1948年,孙科在与李宗仁争夺副总统的竞选中意外落败,此后逐渐淡出政坛。

『 10』翁文灏(1889-1971)

教育背景:鲁汶大学博士

历任职务:军事委员会国防计划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秘书长、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院长、总统府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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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文灏

以自然科学家的身份走上仕途的国府大员,当属翁文灏与朱家骅最具代表性。翁文灏,字咏霓,浙江鄞县人。清末留学比利时,专攻地质学,获鲁汶大学博士。翁文灏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地质学家之一,在矿产勘探、地震研究、地质学教育等各方面都有开拓性的贡献。

1932年,翁文灏获国民政府延揽,步入政界,曾任行政院秘书长及国民党行宪后首任行政院长。1951年,翁文灏经由香港返回大陆,成为了自海外回到新中国的第一位前国民政府高官。

『 11』朱家骅(1893-1963)

教育背景:柏林大学博士

历任职务:中山大学副校长、广东省教育厅长、浙江省民政厅长、中央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浙江省主席、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国民党中执委秘书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书记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教育部长、中央研究院代院长、院长、行政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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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骅

同为地质学专业出身的朱家骅,是柏林大学博士。朱家骅,字骝先,浙江吴兴人,1914年随张静江前往德国自费留学,后因一战爆发回国,1920年,朱家骅再度赴德,入读柏林工业大学地质系,并于1922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朱家骅是中国第一代德语教授,长期担任北大德文系主任。

北伐战争爆发后,朱家骅前往广东,加入国民政府,凭借其留德的背景,朱家骅积极奔走促成中德经贸合作,大批引进德制军械装备,对提升国军的战斗力,以及应对抗战初期的局势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由于是学者从政,朱家骅在任内还始终关注学术进展,为中央研究院的发展和壮大倾注了很多心血。

『 12』吴国桢(1903-1984)

教育背景:普林斯顿大学博士

历任职务:外交部秘书、湖北省税务局局长、汉口市长、蒋介石侍从室秘书、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上海市长、台湾省主席、行政院政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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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桢

虽说欧美名校的文凭往往能成为在国民政府中猎取高官厚禄的敲门砖,但假如名校精英无法处理好与实权人物(尤其是蒋介石)间的关系,甚而至于对后者构成威胁的话,那么过于强大的欧美背景反而会变成影响个人政治前途的不利因素,吴国桢的经历就很能说明上述问题。

吴国桢,字峙之,湖北建始人。1914年入读天津南开中学,1921年赴美留学,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1926年吴国桢返国步入政界,获得蒋介石器重,先后担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国民党中宣部部长、重庆市长、上海市长等职。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后,迫于美方压力,不得不起用有美国背景的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由于吴国桢反对蒋在台的威权统治,又处处与陈诚、蒋经国作对,双方关系急剧恶化。1953年,吴国桢突然离台赴美,声称自己有被蒋介石谋害之虞,并在美大肆抨击国民党的在台施政,蒋介石一方则开除了吴国桢的国民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双方隔空骂战,成为了轰动一时的”吴国桢事件“

国民党“精英治国”的反思

以上盘点了这么多国民党中的高学历精英,然而一个问题却不免让后来的人感到困惑,为什么这样一个用今天的眼光看来简直“人才济济”的政党最终却会输给在党员学历与文化素养上都远远不及的共产党呢?

首先必须要看到,国府中的这批名校精英大多“由学而仕”,拥有优秀的专业素养和知识储备,呈现出“学者型官僚”的面貌,当蒋介石面对财政金融、国际交涉、教育学术方面的难题时,就急需依靠他们来出谋划策、排忧解纷,而精英们在这些领域里也确实能够有所建树。

可另一方面,这些名校精英在政坛大展拳脚的同时,却往往缺乏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抗战时驻扎在重庆的美国《时代》周刊特派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 1915-1986)曾这样描述他眼中的国民政府:

【“在亚洲,甚至在全球,你再也找不到重庆国民政府这样被‘研究美国的学者’渗透得如此彻底的政府······这个政府中所有说得一口流利英语的中国高官都与自己国家的人民严重脱节,他们不了解自己的国民,甚至都不了解脚下的这座古城,因此根本无法帮助我了解中国真正的现状。除了蒋介石以外,这批人无论生活、做梦、思考、交流用的都是英语。”】

中华民国的精英们为何偏偏治不好国?

白修德

精英们的西化背景使得他们与中国的劳苦大众始终是疏离的,他们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农村中的情况都很隔膜,这直接导致了国府高层提出的许多“改革”方案往往都不切实际,沦为了空想。1930年代从政的历史学家蒋廷黻曾在其晚年的《回忆录》中说道:

【“我经常在行政院及各委员会聆听讨论时,忙里偷闲去猜测发言人的思想背景。我很容易猜出他们的教育背景是德国、日本、法国、英国或是美国的。这些老知识分子的通病是想将文字当成事实和政策。如果你告诉他们说这种想法是落伍的,他们就会感到不快。从某个角度看,他们的不快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文字本身就很有名堂······”】

显然,精英们的文山会海无力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由于他们长期脱离中国的底层群众,不能或不愿提出适合国情、民情的合理措施,其所作所为最终也就无法收获民众的支持,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溃败便在情理之中了。

如此看来,名校精英能否治好国,名校出身、西方背景都不是关键的。

关键是什么呢?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欢迎在文末留言

参考文献:

[1][美]白修德:《追寻历史:一个记者和他的20世纪》,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

[2]蒋廷黻口述 谢钟琏译:《蒋廷黻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历史研习社”,原标题《精英为何治不好国?》】

责任编辑:东方
来源: 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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